台灣茶會儀式中的身體感營造

台灣茶會儀式中的身體感營造
余舜德

主講:余舜德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黃桂瑩 /
陽明交通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與談人:
鄧育仁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鍾蔚文 /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名譽教授
連韻文 / 台灣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近20年,公共茶會是台灣相當引人注目的文化活動,這種類似藝術展演形式的茶會,超越過去「團拜」、「以茶會友」或明清時代的「文人雅集」,於泡茶、品茶之外,更藉由茶、空間、意境和儀式過程的展現達到展演的效果。一些茶藝團體有若音樂或舞蹈表演團體,定期推出茶會新作,如成果展般,表演新作。這些團體也積極嘗試新的表演型式,或與宗教儀式結合,或融入舞蹈、音樂等。藉由茶,這些團體對台灣社會發出茶藝美學理念的宣示,更反映台灣文化結合中國文化傳承、日本茶道及本身創意的多元本質,學者也常以「新創的傳統」(如Zhang 2016;Zhang 2017)形容台灣茶文化的發展。茶會的普及對台灣茶文化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雖然它們顯得有若是家中以茶會友的擴大版,美學化的設計與強烈的展演風格讓這些公共茶會升上藝術的殿堂;這些號稱「劇場型茶會」的品茗儀式營造了一個身體感的世界,轉化了原屬日常的飲茶,使其具有顯著之儀式感及文化與認同的意涵,引導參與者感受茶會傳遞的美感及社會與文化的意涵。

雖然中國古代至少從唐代起即出現頗具活力的茶文化,台灣這40年茶藝文化的發展呈現一個嶄新的面向,將日常飲茶轉變為一展演藝術尤其令人矚目。有趣(也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個可以「新創」形容之台灣當代品茗文化在中國被視為他們於60及70年代的政治動盪中失去但仍存續於台灣的傳統,積極引進、學習,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環。

於此次演講,我期望說明:(1)台灣的茶文化雖傳承自閩南,但這40年的發展開展出新的面向,可以「新創的傳統」(invention of tradition)稱之;(2)中國大陸積極引進台灣茶藝文化的現象呈現哪些學術意義?(3)為何從「身體感營造」的角度研究公共茶會;(4)「身體感營造」的研究取向有哪些值得開展的研究及理論發展。

筆者將先以茶藝團體「菊蘆」的田野資料舉例分析台灣的茶會。我於2008年參加了台北的茶藝團體「菊蘆」,當時台灣已可見一個蓬勃發展的茶文化,出現各種大型公共茶會的嘗試,菊蘆於此發展過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長時間的「參與經驗」,也讓我有機會於茶會中擔任茶人泡茶,經驗並觀察茶會的各項細節,尤其是菊蘆如何透過台灣茶藝的精華──如物質文化、身體姿態、品茶及儀式過程,來營造品茗儀式的感受。菊蘆老師於2012年到北京發展,其間也和台灣學生保持聯繫,筆者也因此有機會到北京的茶會擔任茶人,並調查台灣茶藝文化對中國茶文化的影響。

享受菊蘆司茶的風格

台灣司茶儀式的形式可以追溯到閩南及潮州的工夫茶,從「工夫」的詞義,泡飲工夫茶需要學習適當的禮儀、技巧及知識,還要有餘裕享受泡茶的樂趣。工夫茶基本茶具包括:小汕頭壺、幾個(通常3或4個)小杯、一個被稱為「茶船」的大碗和一個煮水器;負責泡茶的主人控制節奏,並引導話題。個人的風格也常可在這個小壺、小杯、多巡的形式上展現。

如何以工夫茶的司茶方式泡壺好茶並非易事。一個好的茶人需要學習運用各種方式呈現不同茶的特性。泡茶說來很簡單,不過就把熱水倒入裝茶葉的茶壺中,再倒出來就可以喝了;不過要泡一泡好茶倒是有很多可以講究的,用蓋杯、茶壺、碗來泡?若用茶壺,那用什麼材質的茶壺,紫砂、朱泥、白磁或陶土?用鐵壺、銀壺、陶壺,還是白鐵壺來燒水?放在電爐、碳爐、或酒精燈上燒水?用自來水、過濾水、礦泉水?這些講究對某些人來說,可能都是「想像」,也就是,白鐵壺和銀壺燒出來的水基本上都是一樣的100度,只是心理作用讓人覺得泡出來的茶有差異。對另些人來說,它們「都很重要」,選對的茶具配合茶葉是泡出一壺好茶的關鍵。針對茶葉選好茶具後,亦要衡量茶量、燒水的溫度,有些茶(如烏龍茶)可以高溫泡,綠茶類的則要降溫。

更關鍵的問題是,你要讓茶客喝到什麼?以泡烏龍茶為例,學員需要學習找到一個平衡點,高溫沖泡固然得到高茶香,但也常帶出苦澀味及烘焙的火味;低溫(如90度)犧牲了茶香,但茶湯顯得較圓潤。厚胎的壺適合把需要高溫浸泡的茶葉之香味「逼」出來,薄胎的壺降溫快,適合香味較易釋放但不耐久浸的茶,一個好的茶人要泡某一茶葉前,即需想清楚希望、期望呈現怎樣的茶湯給茶客。菊蘆老師不贊成「標準茶湯」的概念,主張每支茶有其特色,學員需要積極練習,找出泡出其特色的方法,而非如茶葉比賽般,以一個理想好茶的標準來找茶、泡茶。這個主張,也增加了泡茶的藝術性。

茶會一泡茶通常泡四巡,菊蘆也發展出一套品茶的節奏:好的開始、稍歇、高潮,然後一個令人滿足的結束。第一泡通常較長的浸泡時間讓茶葉舒展,以釋放味道,關鍵就在不要過頭,以致後續令人失望;第二泡時香味及滋味釋出較快,要稍降水溫並縮短浸泡時間;第三泡時茶葉已舒展完全,足以釋出豐富的滋味,可以用高溫浸泡茶葉,讓滋味達到高峰;不過此刻也不要精華盡出,需留一點給第4泡,給茶客感受一個滿意的結尾,口齒生香地歸去。

茶界有各種不同的司茶策略,提供各自主張之理想茶湯。潮州工夫茶一般使用高茶量,快沖快倒,可多泡,茶湯少苦澀味或火味,此亦是某些茶人或茶藝團體的慣用方法;菊蘆則主張需要浸泡,如果熱水尚未深入茶葉,充分萃取茶葉的精華,只能喝到茶葉表面的香味;泡出好茶湯需要足夠時間的浸泡方可喝到滋味豐富的茶湯。當然,如何操作也和茶葉種類與品質有關,有些茶葉稍加浸泡則苦澀味盡出,難以入口;有些則需持續高溫「逼出」滋味。茶會前,茶人各自選定茶葉,並需重複練習以確保茶客體驗到菊蘆風格的饗宴。

菊蘆的茶席

菊蘆最享盛名之處乃美學化的茶具擺設與茶空間的設計。美學的成就也讓菊蘆老師得以於2009年受邀於故宮博物院策劃一個茶空間的展示;今天茶席擺設已成為台灣茶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環,精緻的茶席告訴茶客,這不是單純地喝泡茶,而是一個頗具風格、儀式感且正式的場合。因而坊間有時把茶席視為茶會的同義詞。

台灣茶文化約在1980年代中開始全面美學化,新創的茶具也相繼出現。「茶海」(亦稱「公道杯」)用來將茶湯分配到小杯;「聞香杯」與「入口杯」配對,茶湯先倒入聞香杯,茶客再將茶倒到入口杯,茶客可以先欣賞聞香杯內沾於壁上的茶汁發散出之濃縮的茶香,再品入口杯的茶湯。「雙杯品茗」出現於80年代高山茶開始風行的時候,因其獨特的代表性,直到今天,一些茶藝比賽還指定使用雙杯。

台灣的工夫茶茶席也採用日本古茶道具及現代陶藝家的作品。日本的銀、鐵壺、青花瓷杯及錫製茶罐都廣被採用,加上現代陶藝,這種結合傳統與現代以呈現創意的方式已成為台灣茶藝的日常。花藝及花草盆栽也成為現代茶席不可或缺的元素,茶人也常採用這些植物來呈現茶會季節或節氣之類的主題。

茶席可說是台灣「在地化」閩南工夫茶最顯著的概念。茶席的概念很可能來自於日本,它也成為呈現個人及茶藝團體之創意、品味及認同的管道。「茶席」一詞的確曾出現在中國古代幾首短詩的題目,可惜我們無法從詩句得知它的意涵。古畫裡也找不到茶席擺設,明清的古籍中有許多茶具的描述,但未見任何關於茶具擺設的說法(吳智和1996)。現代茶書同樣未見關於工夫茶茶具擺設之美學的描述。[1]「茶席」的出現或因參考日本而來,不過相較於日本抹茶道及煎茶茶道的茶席,台灣出現了在地的特色。

現代茶席的設計從傳統工夫茶的茶具組合出發,最顯著的創新可說是「乾式泡法」的出現。過去常見的雙層茶盤常為一小皿或小碟取代,置壺於上,泡茶時需有技巧地注水入壺,以往泡茶時「湯湯水水」的狀況不復見;如此也開啟了各種創意的可能,現在茶壺底下的小碟可以改用一塊斑駁的老木片、瓦片、石片、鐵板、或老磚。茶人可以藉由材質、顏色、新舊、觸感配合茶會的主題或傳達訊息。「混搭」也成為主流,一個茶席上有日本進口的茶道具、台灣民藝老件、宜興壺、客家花布,甚或現代裝潢用壁紙。

菊蘆也有它特殊的風格。先鋪一片竹蓆、老布或壁紙,讓茶席在茶桌上開展,標示出茶席的範圍,也藉此展示著節氣或茶會主題。美感固然重要,不過茶具的擺設能否讓泡茶動作順暢,菊蘆強調需從茶客的方向觀察動作與茶具擺設的關係,若從茶客的角度,茶人的動作有些令人感覺「不安全」(如茶具似會碰撞)時,即需調整。同時,茶席也是要從茶客觀賞的角度來擺設。頂多擺設一件吸睛的物件是另一原則,一件(甚或幾件)令人驚嘆的茶具固然有驚艷的效果,但也造成不安定的感覺。使用儉樸但優雅的茶具以呈現文人的風格是菊蘆常用的手法,菊蘆老師也常鼓勵學員設計能夠呈現個人性格的茶席;上課時,學員都要練習設計自己的茶席,並接受同學及老師的批評。當代台灣的茶文化可說是一個發展中,而非已經定形的文化形式,菊蘆這種物質文化及美學的實驗也相當受到歡迎,於茶會展現台灣茶藝的創意已成為菊蘆的商標,也於茶界激起了新風潮。

茶藝的美學化標示著超越傳統工夫茶日常消費及泡茶技術的層次,它讓一起喝泡好茶進入展演的範疇,於奉一杯好茶之際,也營造美感、氛圍與茶客共享。茶席可謂是身體感營造最顯著的例子之一,也呈現台灣茶藝發展的創意。

享受茶空間

茶空間的設計是菊蘆另一特色,此亦是它能夠吸引一些室內設計師來學茶的原因。菊蘆老師進行各種嘗試,包括長桌、四方桌、高、低桌及地席,不同大小或室內、外等不同空間;她常配置探照燈凸顯美感,讓茶客聚焦於茶席,並善用明暗的差異來創造一個親密、舒適的氛圍。空間是一個最能夠創造意境的媒介,更可與茶席配合,凸顯茶會的主題。菊蘆老師曾用竹子、蓮花、李花及菊花為題舉辦茶會,這些巧思讓她成為劇場型茶會的名師。

近年「茶空間」已經成為一個流行用詞,它可以是一間茶室、房間中一隅或庭院中一獨立茶寮,常結合當代及傳統的風格及專業的設計。一些業者也常以「茶空間」取代傳統之「茶行」或「茶館」的稱謂;顧客進入茶空間,不只是購買茶葉或喝一壺茶,也享受一下它精心設計之寧靜的氛圍。

「茶空間」也是一個現代概念;台灣並未直接傳承中國古代的茶寮或不同省分地方茶館的型態,也未全盤借用日本的茶室設計;沒有傳統的壓力也給予台灣較大的自由設計屬於自己的茶空間,尤其台灣居住環境相對狹小,設立一小喝茶空間相對容易。一些茶藝教室會設一間日本茶室作為教學展示用,不過更重要的是要有間具彈性與混合特色的台灣式茶空間。

1970年代中開始出現的「茶藝館」讓我們瞭解茶空間的概念如何衍生。茶藝館和早期的「老人茶室」絕然不同,後者是高齡、多屬下層階級的顧客流連的地方,社交乃至色情才是這類茶室主要的功能;香港式的茶樓在國民政府進駐台灣後也在大城市裡出現,不過港式茶樓裡茶只是配角,點心才是重點。台灣第一間茶藝館(「中國功夫茶館」)於1977年開張,內部裝潢以蘇州庭園為主軸,提供顧客一個具有古典美感的環境。幾家相繼開張的茶館也都冠上工夫茶的名義,以顯示它們是正派經營的地方(龔于堯 2018)。

茶藝館在台灣迅速擴張,1987年時,全台約有500家(范增平2000)。茶藝館的流行,也讓一些餐廳及旅社特地開設喝茶的空間(張明雄1993)。茶館老闆也嘗試各種風格的裝潢,有些凸顯「鄉土」情懷,茶館裡大量使用竹家具,並以牛車輪、蓑衣之類的文物裝飾。不過中國傳統風格仍是最顯著的風格,雖然這個「中式」的風潮顯得理所當然,不過老闆們企圖排除過去茶館的汙名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日治時代的茶館常結合女侍服務,因而國民政府進駐台灣後,茶館被列在八大特種行業之一。雖然過去這些日式的「喫茶店」(きっさてん)主要提供咖啡、簡餐及紅茶,有時尚有酒,並非真正的茶館,不過因其曾與色情業結合的背景,過去的汙名給新興的茶藝館帶來許多問題;即便茶藝館的興起背後有政府的鼓勵,期望它們在茶產業外銷逐漸式微之際,可以幫忙振興島內茶葉的消費。

茶藝館老闆們採用數個去汙名化的策略:成立茶藝團體、舉辦泡茶比賽、藝術化喝茶的儀式、結合其他藝術形式,並發展學茶為一種身心修行的方式,這些努力也讓茶藝文化往藝術的方向發展。前述「中式」的裝潢取向並非突發,不過也不能說是刻意的策略,中國傳統形式符合當時的政治氛圍,因對岸發生文化大革命,國民政府在1966年推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茶藝館老闆們申請營業執照時,也都在營業目的寫上「復興中華文化」來合理化他們的申請;中式也因而成為茶館主要的風格。

即便如此,當時亦難能有一個清楚之中式茶空間的圖像。古籍裡常提到「茶寮」(亦出現「茶屋」),不過很少描述其內部;我們知道明清文人常於茶寮、庭園、書房或大廳中喝茶,古籍也提到茶寮裡應擺設櫃子、火爐、香爐及茶具等不可或缺的物品,並強調這些空間是展現文人品味之處(吳智和1996),不過這些描述都未詳細舉例說明內部裝潢。古畫裡的確可見一些茶寮的圖畫,不過畫家們都從遠距描繪,並未呈現清楚內部。故宮南院有一個復原明人文徵明〈品茶圖〉中山齋茶寮的展示,內設茶桌椅及少數茶具,不過在說明裡明載,其內裝非復刻,而是以「情境佈陳」手法重建。

兩岸數十年的隔絕也困擾早期的茶藝館老闆。茶藝館裡「蘇州庭園」的裝潢和實景有偌大差異,另位老闆也指出,兩岸在1990年代前缺少交流,讓他難以想像中式為何,所以他就請設計師複製一個當時最流行的港劇「楚留香」中的一個場景。缺少清楚之中式的圖像,並刻意與日本殖民時代保持距離,台灣的茶藝館老闆們反而擁有較大的自由擬定理想之「傳統中國文化」茶空間,結果就常融合傳統與現代或東方與西方。

此種混合亦擴展到茶會的音樂。古琴、古箏是早期茶館裡常用的音樂,古琴的聲音與節奏尤其被認為具有平靜人心的作用,非常適合茶館老闆企圖建構之文人品味的氛圍。台灣也勇敢嘗試各種音樂,西方古典、流行歌曲、爵士、探戈、藏族音樂或台灣小調等都曾被用來營造茶空間的音景。這些刻意的安排也讓茶空間成為一個特殊之身體感範疇(sensescape)。

茶藝的身體

身體的展演是台灣當代茶文化另一重要的元素。自從1985年第一次舉辦泡茶比賽以來,「美姿美儀」即是重要的評分項目。台灣的司茶儀式並無類似日本茶道嚴謹的規則與意涵體系,身體姿態與動作多元,在比賽時自然受到關注;舉辦者在設計規則時,即有藉由比賽建構品味的企圖。參賽者泡茶時除了維持身體挺直、平衡的體態,亦需藉由美姿美儀發散端莊、寂靜及優雅的氣息,並避免一些顯得誇大、匠氣或花俏的地方風格,這個「文明化的過程」(civilizing process)也讓品茗轉變成一件「雅事」;結合茶藝、空間設計及身體的展演,茶界也常宣稱其風格為「文人茶」。

身體的規訓是菊蘆訓練茶人非常重要的一環。司茶時維持優雅與順暢的動作並非只是表演,茶人於整個司茶過程中亦要以動作幫助泡出好茶湯;如注水入壺時水注需有力量,以沖開茶葉,並釋放出茶味;出湯(把茶壺內的茶湯倒入茶海或直接入小杯)時茶壺不滴水;分茶入小杯時茶湯不濺出;司茶時茶具不碰撞發出聲響。菊蘆老師常會幫每個學員設計個人的風格,因為她相信姿態與動作不只展現性別差異,更反映個人的特色。

茶人的服裝也於這三十年來的發展中,從早期中式的長袍、鳳仙裝,發展出所謂的「茶人服」。菊蘆也相當講究茶人的服裝,老師常為了某個茶會尋找能夠適當展現意境的服裝,它們雖以素雅為主要的調性,但也常具現代元素。為了訓練學員們的動作,菊蘆也邀請北藝大的舞蹈老師於茶會前給學員上一堂身體動作的課,學習放鬆身體,自然展現體態;舞蹈老師也幫學員設計一些動作,如慢步入場,以展現自在、不做作的身體。

學員們於上課時也學習扮演茶客的角色,維持一個放鬆但有秩序的姿態,並適當表達禮貌。參與茶會的客人也需要學習這套規範,茶會前,茶客都會被提醒著裝規定(例如只穿黑或白色的服裝)及茶會禮儀(如茶會中不談八卦、不滑手機、不拍照);入場時,茶客更被要求寄存包包。這些規範容許茶會在菊蘆營造的感官秩序中進行,茶客也好似接受一個不明言之身體規範的腳本,與茶人一同上台展演這個台灣的茶會儀式。

優雅的身體與禮儀的規範讓台灣茶藝轉變成「文化的展演」,文人茶也從明清文人的私人茶寮裡升格為台灣在地的藝術型態;菊蘆只是台灣眾多茶藝團體的一員,不過它營造的美感與儀式設計反映著台灣茶藝這40年的歷史與社會意涵。

台灣新創的傳統變成中國當代傳統文化

台灣茶界於1970年代中發明「茶藝」一詞,取其較日本「茶道」更能呈現貼近茶乃生活藝術之意(吳智和1996);於自創的「茶藝」概念之下,台灣茶文化雖仍深受日本茶道及中國文化傳承影響,但也發展出新的風貌。40年的茶藝發展開啟茶文化美學,從庶民的老人茶發展出深具美感的茶席及展演型式的茶會,泡茶、喝茶不再只是飯後茶餘之事,更成為一種藝術展演。茶會可說體現著台灣這40多年的茶文化,於物質文化層面,茶會呈現著台灣部分發酵茶的特色、沖泡技術的演變、茶道具的發明與設計;於美學層面則見「茶席」及「茶空間」概念的出現,茶會藉由茶具擺設呈現美感與象徵意涵,並配合茶空間之意境的營造,以呈現美學的造詣。於儀式過程層面,更見各種時空及日常/非常轉換的設計(如彎腰低頭跨入矮門、包包被要求寄放、場景急遽轉換等),以創造時空轉換的情境與感受(儀式過程所謂之liminality);儀式參與者的展演也呈現著茶藝文化下的身體,展現於姿態、動作及服飾,於泡茶、喝茶的儀式情境中,茶人與茶客可說共同展演台灣當代茶會的型式;台灣茶界也因此推出「劇場型茶會」的概念。

這個常被學者稱為「新創的傳統」(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台灣茶藝,近年來對中國的茶文化有相當大的影響。自從1990年代初,台灣風格的茶藝館就開始出現在北京等大城市,它們經營茶館生意的同時,也帶入台灣的茶空間與美學。2000年代中起,許多台灣的茶藝老師也開始到大陸教學,他們享受在台灣無法獲得的大師之名的同時,從各地飛來上課的學生們也願意付出高學費跟大師學藝;這些業者學員複製台灣的茶藝可以立即提升品味、品牌形象與生意;網路教學也於2010年代中上線,讓更多的愛茶民眾有機會接觸到台灣茶藝。室內設計師也開始受邀到大陸設計茶空間,網路的曝光及各式茶業博覽會展示的台灣風格茶空間,也讓大陸城市裡許多與茶相關的傳統(舊式)營業場所轉變成台灣風格的茶藝空間。台灣的陶藝家及金工師設計的茶道具也成為熱門商品,當自由行的陸客於2010年代開始湧進台灣觀光時,他們也創造了蓬勃之茶及茶道具的市場。

中國擁抱台灣茶藝的現象於中國茶文化的歷史與學術皆呈現顯著的意義;此現象反映了中國人亟望尋回他們認定於文化大革命的動盪中失去但仍存在台灣的「傳統文化」;茶界積極引進台灣茶藝也使得原本相當地方性的工夫茶品茗方式流行於全中國,過去工夫茶小壺、小杯、多巡的飲茶方式主要出現於廣東、福建與台灣,現在全中國的都會區都可見;同樣地,擺設台灣式的茶席,設置優雅的茶空間,舉辦台灣劇場型茶會也成為風潮。而其結果也使得台灣這40年的創意發展,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以一脈相承認定的「傳統文化」,無怪乎學者會以invention of tradition稱之。

台灣過去被中國社會視為文化的邊陲,不過近年台灣卻對核心有顯著的影響。台灣不只扮演流行文化全球化之中介的角色,流行音樂、電影及品酒等消費文化經台灣消化、在地化後,再轉介入中國;茶藝的現象則告訴我們,即使在傳統文化的當代發展上,台灣亦扮演影響核心的角色。台灣因為較早與西方文化接觸,又和中國社會共享語言及文化傳承,扮演西方流行文化進入中國社會之中介角色較不足為奇;台灣能夠於傳統文化的範疇上對位於核心的中國社會有顯著的影響,可說令人驚訝,也挑戰了這個長久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架構。

台灣能夠扮演這樣重要的角色當可說是「台灣之光」,不過茶藝從來未能獲得此殊榮。茶藝雖可說是台灣新創,因而可以說是「我們的」,不過台灣的茶人常也必須承認,這也是「他們的」;到底台灣茶文化爭取合法的過程中,的確操弄「復興傳統中華文化」的策略,而今天大陸人之所以積極學習台灣茶藝也正是因為他們認為茶藝一直就是「他們的」。雖然茶藝可說是日本、台灣與中國茶文化之傳統與當代元素的結合,台灣的茶藝老師於歷史大多甚少著墨,到底於兩岸,「傳統文化傳承」是吸引學生的關鍵詞。只有於比較兩岸的茶文化時,尤其兩岸茶人如何營造司茶、茶會的身體感時,雙方的差異──如動作的內斂vs誇大、茶席的優雅vs 華麗、茶人服的台灣現代性vs中式古典、茶湯的醇厚vs 飄逸等,方讓國族的情懷於身體感的比較中浮現。

開發「身體感營造」的研究取向

筆者認為,身體感營造的研究取徑超越過去感官的研究,並開啟新的研究議題。一般感官研究從個別感官入手,研究議題多侷限於感知方式之文化與歷史的課題,尤其是西方社會從文藝復興以來出現之「視覺偏見」的質疑(余舜德2015a)。身體感營造的觀點則改從多重感官形成之感知訊息的項目化出發,從個別項目的內涵及項目間體系性的關係來討論文化感知的方式,並進而探究文化的成員如何營造身體感?營造的過程如何融入社會、文化的關照?又如何(或未能)順利傳遞身體感受的訊息?等。

身體感營造的觀點亦開啟儀式過程研究的新面向。儀式研究常從Turner(1969)及Bakhtin(1984)的理論觀點來研究儀式過程,分析儀式過程中進入liminal或嘉年華會的狀態時,參與者暫時擺脫日常生活的典範,感受正常社會脈絡或空間暫時中斷的片刻,因而有擺脫原本社會角色,深刻感受儀式意涵的機會,而至共同創造、享受其中所隱藏之叛逆的意涵,並與其他參與者共享一個融合的感覺(communitas)。這個研究取徑主要從參與者的角度檢視儀式,本項研究認為,若改從主辦者或設計者的視野出發,儀式的進程同時也是一個營造身體感的過程,儀式之所以能夠讓參與者身歷其境,需要精細之身體感受的設計,讓參與者感受自己進入一個非(日)常的時空,處於模稜兩可、介於正反中間的情境(或說in-betweenness),出現日常無法存在的溝通方式;不過主事者如何經由儀式過程的設計與操作,營造參與者的覺受,則較少探究。因而身體感營造的研究取徑可以開啟儀式研究的新視窗,讓我們檢視儀式過程如何操作/營造參與者的體驗,而能讓參與者感受台灣茶藝的進境、社會歷經轉變、國家需要大家來救或人生歷程進入新的階段。

身體感營造的研究取徑亦讓研究者探索日常生活中諸多身體感的共識或標準。台南的飲食「較甜」或日本的食物「較清淡」之類的說法,或可說是典型的刻板印象,未經嚴謹的研究證實,且可輕易找到例外;但刻板印象的說法,可能更明確地反映著它們背後存在某種難以明說,且常被認為理所當然之身體感受上的共識或標準(余舜德2015b)。這些無形的身體感秩序或許微不足道,卻是營造感官經驗的基礎;時空的轉換如何「不落俗套」,因而「有效」,事茶的身體如何「不做作」,音景、燈光、茶席如何創造茶會情境,如何呈現和傳統的連結但又具「現代性」,或茶會如何可以說是一件「雅事」等,皆與日常生活裡的身體感秩序有密切關係,且是身體感營造的操作上必須參考的標準。

少數與身體感秩序相關的研究已指出關注這些無形標準的重要性。Shove(2003)的研究即強調,新家電科技引導衍生之舒適、方便、整潔的標準(social norms)是進一步促進科技研發的動力;Cowan(1983)則指出,家用電器的普及提升了美國家屋內感官秩序(如整潔、飲食)的標準,因而理論上提昇效率的家電產品,反而使家庭主婦花費更多時間與精力在家庭事務上。這些研究也說明,身體感營造與身體感秩序/標準之間,一個重要的面向乃「身體感的經營」(management),個人及團體都需要面對不斷變化的生活世界,細心經營以維護理想的身體感秩序。從上述這些觀點出發,筆者的研究規劃可說亦在於探索台灣社會的身體感秩序、身體感形成的生活世界、科技與身體感營造之間複雜且相互辯證的關係,一方面檢視行動者如何經由身體感的操作,拓展、改善,乃至重新定義身體感秩序;另一方面,更深入發掘這些難以明言之身體感秩序,並研究它們如何影響著身體感營造的設計與經營。

筆者於2018年進行台灣高麗菜的研究,品種改良即是標準之營造身體感的例子。我追溯好吃的高麗菜的標準如何而來,發現高麗菜味覺的「甘甜」與口感的「脆」背後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首先,台灣最受歡迎的高麗菜品種「初秋」(佔百分之70至80),乃日治時代江子翠的菜農交配出來能夠適應台灣濕熱環境的品系,於日本和日本品系雜交開發出來的品種,目前此家日本公司所生產的初秋種子只提供台灣,生產台灣產量及消費量皆佔第一名的高麗菜;初秋進到台灣後於退輔會高山農場試種成功,風味深受喜愛,也從此奠定好吃高麗菜的標準。而後台灣農政單位(如農改場)之高麗菜的品種改良實驗主要目標即在於開發出具有類似初秋的甘甜與脆的身體感,但又能夠於平地種植的品種。換句話說,科技開發出好吃的初秋品種,但是好吃高麗菜的標準一旦成形,它也帶動科技發展的方向。我們習慣認定前者(科技的發展帶來好吃的品種),我們很少會倒過來考慮──身體感的標準也帶動科技發展的方向,兩者其實是一個密切互動之dialectic的關係,用Shove 的話說,兩者乃「共同演化」。

高麗菜的研究也讓我開始思考有否可能探究手機的身體感與科技之間的關係。iPhone 的推出被認定深具革命性,不過真正讓全世界驚艷的,不只是科技的創新與應用,更因它帶給消費者全新的經驗(Edson 2012)。iPhone 的機身常是同級手機中最薄的一款,機身及icon皆採圓弧的設計,玻璃與金屬外殼形成紮實的觸感,銀幕按鍵發出悅耳的聲響,軟體暗藏令人驚艷之視覺與觸覺的設計,精緻的做工,極簡的風格……等設計元素,無論這些身體感營造是展現於視覺的精緻、簡約,精心挑選的色彩組合,銀幕觸感的平滑,使用的順暢,易用、效率、易學、易記憶的感受,或整體的滿意度上。即便Apple Store的打造,都充分利用科技,創造從身體感連結使用者的可能。iPhone可說從包裝起,就期望消費者於開箱的過程中感受到一個「美麗的經驗」,並將使用者經驗的設計貫徹到所有的細節,充分利用各種新科技,營造各種讓消費者驚艷的感受,使其成為全球最熱門的商品。

針對iPhone的身體感營造,我有兩個想法。首先,我想以iPhone為例,提出一個假設:現代新創科技產品成熟後,主要依賴身體感營造維繫產品生命。蘋果公司於2007年推出第一代iPhone,2011年10月推出iPhone 4S時,iPhone基本上已經具備目前科技可以附加在手機上所有的功能;而後推出的新款,除了增強既有的功能(如運算速度更快、銀幕解析度更高、拍攝的功能越強),新款iPhone其實更需要依賴營造身體感的設計,來維持消費者持續購買新產品的意願。包裝盒的巧思、更薄的機體、機體顏色的增加、銀幕呈現豔麗色彩、icon視覺的變化、全玻璃機體、銀幕尺寸增大、全銀幕機體……等,可說都以身體感製造換機潮。相對地,我們也可說,身體感的需求持續催促/主導科技的創新,兩者實有「共同演化」的壓力。

再者,不同社會與iPhone的身體感及感情的連結可能出現文化的差異,我的假設是:蘋果身體感的設計,可與不同文化的消費者產生不同的連結,非能以「美麗、具獨創性與氣質非凡的魅力」(三個常被列舉說明iPhone成功的因素)即可說明;換句話說,iPhone的成功的確建立在身體感設計的細節,不過這些身體感營造的細節以不同的組合方式與不同年齡、階級、文化背景的消費者產生情感的連結;或說,蘋果的確建立全球化的品牌風潮,但其藉由身體感營造的設計建立的品牌意涵及價值,並非「普世」(universal)的,因而我們可以探索文化與iPhone身體感營造之間的互動。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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