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社會經濟史的論戰與再認識

洪紹洋老師：
（歷史研究、歷史認識與戰後臺灣經濟史）

今年是第二屆陽明大學人文講座的座談會，我們的第一主角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謝國興研究員，第二主角是國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院長黃紹恆教授，我是主持人陽明大學人社中心洪紹洋。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議題，打算圍繞著戰後臺灣經濟史的歷史認識主軸。

近年來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中即出現歷史認識問題，在108課綱中也出現不少爭論。我記得1990年代就讀高中時候，並不稱日本統治時期，而是講日據時期。當然，現在對日本殖民統治稱為日治時期是一個普遍性的名詞，但我們對殖民地時期和戰後的經濟史認識，還是存在諸多歧見。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老師來討論臺灣經濟史中研究的觀點異同。

什麼叫做研究歷史？我們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很多一些歷史討論，或是有些節目常講述歷史故事。究竟具有歷史感的研究與研究歷史到底有什麼不同？我想作為一個歷史的研究者，第一個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去跟史料對話？在經濟史研究中，也有很多不同流派，比如新制度經濟學是以統計資料為基礎考察財產權與交易成本。制度經濟學也是一套以社會科學出發的方法進行分析。但我們看到臺灣史的一些時期，比方說1940年代這個很混亂的時代，從戰爭末期至戰後初期，這個過程中我們很難得到一些統計數字，或是統計數字存在偏誤，那我們要怎樣重建建構、重新確認這段期間的歷史。另外如在社會學的研究，有時會先提出理論的假說，再去找一些歷史陳述撰寫成一篇具有歷史感的論文。這幾年我也念了一些論文，有些論文可能存在理論超越實證的擴大解釋。

我想比較嚴謹的研究，就是一分證據說一分話，那我們要怎樣避免研究出現不可測的結果？實際上我們對於歷史資料的基本認識是很重要的。過去我們研究日治時期的臺灣經濟史會唸涂照彥先生的專書，¹ 討論戰後則會閱讀劉進慶先生的著作。² 事實上，1930年代矢內原忠雄先生的書籍，³ 也有一些論點可提供參考。但要注意的是，矢內原的書籍並非經濟史論文，而是針對當時的經濟實態進行分析；只是過了幾十年我們再去翻閱這冊書籍時，會認為是一本很棒的經濟史研究成果。我也看到有人在網路上講說，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日一本很棒的經濟史論著，但我並不這麼認為。

近20多年伴隨史料的公開，我們的研究逐漸細緻化，有的研究者以關注研究商貿資本和商業網絡為主軸，或是注重產業史和企業家史等。我們能夠以新的實證研究為基礎提出大的論點，即能夠避免研究上的零碎化。

我們該如何型構近現代臺灣經濟史，並對其進行分期。例如以往的研究是以1945年作為斷代的分期，十幾年前研究者多區分成戰前或戰後史。當時臺灣史學界仍多以研究戰前史為主，較少碰觸到戰後的發展脈絡。後來大家逐漸關注戰後史，歷史學門的戰後臺灣史研究多關心人權、政治、白色恐怖、獨立運動等。

另一方面，過去做民國史、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他們也開始關注1949年從中國大陸撤退來臺灣的官僚與體制的後續發展。甚至連中國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室，也在研究戰後的臺灣。例如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的外交史研究團隊的研究面向偏重於中國近代史，雖然以北洋政府和民國外交為研究主體，但也關注戰後臺灣的外交問題。然而，臺灣史學界對於外交史的研究，多關注在獨立運動的歷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者著重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在國際上面對中共打壓的對抗行動迥然不同。

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臺灣戰後的社會經濟史，要理解戰後臺灣經濟史，也需要對日治時期臺灣史與中國近代史有所把握。在戰後的部分，我們還要去注意臺灣對日本、對美國的對外關係。對日本的關係上，要注意戰前殖民地商貿的延續性，但對美國的交涉則要拉回1940年代國民政府所建立的中美外交渠道。

（討論觀點：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

一般來說，我們有兩種觀點來理解戰後臺灣經濟史，可以由上而下的看，也可以由下而上的看。由上而下即為關注在產業政策，例如瞿宛文教授的實證研究，經由以產業為中心觀察政府推動產業政策，如何透過補貼和關稅等政策工具推動發展，也是發展經濟學強調的政府政策優越性。兩年前瞿宛文教授也出版《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強調政府「發展意志」的重要性，並對於戰前的殖民地開發抱持否定的觀點。⁴

今天我們座談會的主角謝國興老師，在中小企業史⁵ 與臺南幫研究⁶ 中，強調民間底層的動力。謝老師以史料檔案和口述歷史為素材，提出底層力量的重要性。這些位於經濟底層的中小型資本，在日治時期即相當活躍，並因應不同時期進行事業調整。

例如臺南幫的吳修齊在戰時經濟統制下，由布行的經營者轉為配給制度下的代行者；戰後初期他們跑去上海開設商行，1950年代後轉而投入紡織事業，逐步走向多角化經營。另外，關於臺灣史與中國近代史的連結中，謝老師曾撰寫一篇〈1949年前後來臺的上海商人〉，經由收集大量樣本資料，觀察他們來臺後的群體像，能夠耙梳從中國大陸來臺資本家後來的發展脈絡。⁷ 因此，謝老師的研究，對於臺灣史的縱深與中國近代史的移入均有所關照。

在以往的教科書，強調棉紡織工業的興起導因於1950年代的美援，還有尹仲容的「代紡代織」政策。瞿宛文與謝國興兩位老師的論點就有所不同。瞿宛文老師撰寫的〈重看臺灣棉紡織業早期的發展〉⁸， 與謝國興老師〈雙元繼承與合軌：從產業經營看1930-1950年代的臺灣經濟〉⁹ 兩篇文章的論點就不太一樣。瞿宛文老師強調政府政策的重要性，在資本參與上如同日本學界已經過世的石田浩教授的論點同樣強調上海資本家的角色。¹⁰ 謝老師重新耙梳對紡織部門的織布參與者，發現眾多臺灣織布商人的參與軌跡。也就是說，我們把「紡紗」和「織布」兩個部門分離考察資本家的活動，可知悉1950年代紡織業臺灣人資本也有重要貢獻。

從強調產業政策與政府的優越性，以及資本家民間底層的動力，闡述出來的論點是大相逕庭的。若是在如此意見分歧的狀況下，是否能討論呢？我認為是可以的，在日本經濟史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關於戰後的日本經濟，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有山田盛太郎提出的斷絕說，以及大內力提出的連續說。¹¹ 兩派學者爭論不休，且有各自的擁護者，也有良性的競爭和對話。

那麼，那我們今天就以戰後臺灣經濟史研究為中心，請兩位老師來共襄盛舉，使我們重新檢討殖民地時期對戰後經濟發展的貢獻。謝老師的研究從中國近代史轉向臺灣經濟史，固然當前謝老師研究轉向民間宗教與信仰的歷史，但過去十幾年來曾投入很多心力投入企業史、經濟史研究。黃紹恆老師師從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石井寬治教授，主要以研究明治、大正時期的臺灣經濟為主，但對經濟史的階段性和構造性多有掌握與認識。我想，我們先請兩位老師各自約花20分鐘的時間，提出一些個人論點。

謝國興老師：

（「日治」與「日據」詞彙的使用）

我們從歷史認識臺灣，要知道臺灣有哪些價值值得我們去追溯、去了解。我們今天的重點在談戰前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相關議題。首先我要說明，為什麼我要特別提出認識臺灣的價值？討論臺灣的價值，並非要排斥中國或世界的價值，而是對於臺灣，我們有哪一些意象，或是對於她的歷史，我們有那些了解不足、不知道各個面向所存在的價值。

剛才洪老師提到日據與日治的問題，這也是對臺灣歷史認識的糾葛。大部分的人很習慣用日據，包括今天在很多文獻、公文書，甚至電視上有人在談論臺灣歷史，可能有90%以上還是使用日據。這不是約定俗成，而是被訓練出來的習慣，已經內化變成自然的一部分。當講這句話的時候，並沒有太多的思考。

但現在基本上在臺灣史學界，研究臺灣史的人如果頭腦稍微清楚一點，就不會用日據時期。會使用日據，這是人云亦云，使用的人不一定贊成，但就是習慣用這個。從事臺灣史研究有點概念的人，都知道日據和日治是有不一樣的意思。從學術的角度，採用日治是比較正確的。簡單說，日據的「據」是一個價值判斷，「據」就是佔據，是負面、非法的意思，是未經同意就非法占用的意思。日本統治臺灣是佔據臺灣嗎？日本佔領臺灣嗎？不是，日本統治臺灣是根據馬關條約的國際公約接收臺灣。以這個法理基礎為前提，日本不是沒有經過中國許可就佔據臺灣，而是接收中國分割給他的這塊島嶼，不是非法佔據。

當時，我們會問當時的臺灣人是否同意？剛開始臺灣有人反對，受到過去教科書「乙未之役」的影響，總會以為全臺灣都反對。然當時真正帶頭反抗的唐景崧大總統是第一個逃跑的，爾後丘逢甲也從龍井梧棲離開。基本上，對於抵抗日本人統治臺灣沒有貢獻，而且還逃的很快，真正強烈反抗的是少部分具有儒家或中國傳統意識的，或一些居住於鄉間搞不清楚狀況而參加的。

另一方面，日本人接收臺灣的過程因戰死的人很少，多為生病死亡，這與後來臺灣總督府亟欲改善臺灣衛生具有密切關連。總的來說，日本統治臺灣是合法的，因此不應該用「據」這個。但為何普遍會使用「據」這個字，是源於中國抗戰的民族主義而來，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仍然持續使用。

大家可能不清楚，日本統治臺灣後中華民國政府曾在臺灣設立總領事館，也就是說當時中華民國承認臺灣是日本國的領土，管理在稱為「臺灣華僑」，在臺灣的中國人。這些人使用閩南話，沒有日本籍仍保有中國身份，即為領事館管理的人。也就是說，「據」這個字是不合歷史事實的，又因沿用已久而不明事理。至於「治」這個字並沒有價值判斷，「日治」為日本治理、統治管理台灣的時代。也有更客觀的說法，是不用日治也不用日據，就是說是日本時代。

然而，幾年前江宜樺擔任行政院長時，根據馬英九的指示和價值觀，發公文給所有政府機關，提出所有的公文書不能出現日治時期，一定要用日據時期。這份公文發至中央研究院，我當時擔任臺灣史研究所所長，看到後給當時院長翁啟惠寫了一封信，說明中央研究院若也用日據時期，將是丟人現眼。我和院長說若學術機構連日治與日據都考不清楚，將是很不應該的，這封信我還副本給各所所長，並強調臺灣史研究所絕不會在公文上使用日據之詞。

回過頭來，為何馬英九這麼喜歡使用日據一詞？因為他對臺灣的歷史具有不同的價值認識，他還是沿襲過去抗日史觀，認為殖民地統治就是剝削、負面的代名詞，這是對臺灣歷史的錯誤認識。馬英九繼承的多是過去國民黨歷史僵化的解釋，他們認為戰後臺灣回到中華民國的懷抱，認為日本統治雖非一無是處，但不能說日本統治是好的。

（戰後臺灣經濟的延續與斷裂）

我們研究臺灣史，討論是否有殖民地近代性的問題，日本統治臺灣是否留下殖民地遺產，對後來的發展是否有益？基本上，這些問題是有價值的，但仍有些人認為日本統治一無是處，直到國民黨來到臺灣才重新建設。稍微有一點歷史認識的人都了解，歷史都有延續性，只是程度高低的問題。另外，歷史也有斷裂性，但斷裂到怎樣的程度，是否完全無法繼續？我們看待歷史正確的態度，應關心斷裂與延續的程度為何？

我們提到戰後臺灣經濟，都知道過去表現曾經非常耀眼，許多學者都想對此現象進行解釋。我的看法當然與我中央研究院的同事瞿宛文教授的角度不盡相同，她強調的是上層作用與貢獻，認為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表現良好，國民黨專業官僚有非常重要的貢獻。此外，她的論點認為日本人遣返後存在一段經濟發展與技術管理的空窗期，即為涂照彥所說的「飛地」，認為日本人離開後人才與技術也消失。縱使戰備因戰爭破壞相當嚴重，故認為沒有留給臺灣太多遺產，是國民黨的功勞才使得戰後臺灣經濟發展。故瞿宛文教授認為，發展過程中政策指導相當重要。

然而，戰後早期作為主要經濟體的公營事業，多是由日本人留下的，而非從中國大陸搬遷。這些公營事業多是戰前發展的工業基礎，例如臺灣電力、臺灣糖業、中國石油公司等事業，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基礎。我認為，戰後的臺灣經濟應該上接到1930年代日本在臺大規模推動的工業化。戰前的管理階層都是日本人，當日本人遣返後，固然仰賴資源委員會派遣技術人員來接收這些產業，有著一定貢獻。

我們經過更為細緻的統計分析，能發現當時公營事業除了少數的總工程師和副工程師外，中層和基層的管理與技術人員多為臺灣人，這點是瞿宛文教授沒有注意可以更細緻去分析的部分。關於這些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洪紹洋老師現在是全臺灣最清楚的，我有時要藉助他的研究得到啟發。¹²

回到歷史研究的層面，當我們透過更為細緻的統計和公司商號等戰前資料，能夠發現歷史並沒有斷裂，即為臺灣經濟發展的脈絡。從戰前的中小企業到戰後初期，至1949年後陸續有中國大陸的企業移植來臺灣。1946-1948年可視為百廢待舉，但臺灣在這三年間新登記的製造業工廠約有3,500家，幾乎是由臺灣人所投資生產。1949-1953年的四年間，新增加的工廠不到3,000家。為何我強調1953年這個時期？因為1954年行政院第一次進行非常任入的工廠普查，我們稍有代表性的工廠，可發現90%仍由臺灣人經營。倘若戰前的生產技術與商業資本欠缺基礎，臺灣人就不可能在短時間成立較具規模的工廠，所以歷史是延續的。

如果我們忽略戰前的延續性，會以為說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讓大家創業，才開始設立工廠，這樣的認知是不對的。歷史事實並不是這樣，我們不能忽視中小企業的力量。戰後初期臺灣新設立的工廠規模很小，固然無法與接收自日本人的公營企業相較；當時60%的員工受雇於公營事業，民營企業產值也無法與之相比。但1954年臺灣民營企業的產值超越公營企業，除了幾家從上海遷移來臺的企業外，大部分還是臺灣在地的企業。就這點而論，我想是相當重要的指標。

（案例說明：從草席到製鞋業）

我常舉一個製鞋業的故事，說明歷史的發展中的延續性與變異性有時會超乎我們的想像。大家都知道臺灣曾是製鞋王，1988年臺灣的鞋品外銷產值約為37億美元，是最高峰時期。之後因為鞋廠外移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產值逐下滑。但今天我們看到如Nike、Adidas和Rockport等高級品牌，大部分都是臺灣人的鞋廠在中國大陸、越南、印尼、泰國生產的。其中，有一家全世界最大的鞋子製造廠寶成企業，即是由臺灣人經營。2018年寶成企業的報表，與2017年的合併營業額，大約有70%來自鞋廠的收入，營業額為新臺幣2,786億元。

寶成企業老家在彰化縣鹿港鎮，在臺中市中港路的東海大學對面有間裕元酒店，是為紀念創辦人而取的名字。寶成企業的創業者是蔡其瑞，其父為蔡裕元，當前企業逐漸走向多角化經營。

我們透過寶成企業的例子，能夠了解歷史的延續性超越我們的想像。寶成企業是1969年以資本額新臺幣50萬元成立的寶成工業公司，在2019年時點資本額為新臺幣300億元。從企業資本額的成長過程，表現出一個產業的發展變化。

寶成的開基祖為蔡裕元，戰前是收購草席、草鞋、草帽的商人。當時運用大甲蓆編製技術生產的草帽，是戰前臺灣重要的出口商品。臺灣的草毛從1900年開始銷售至日本，1930年代開始大量生產。最初在中部地區以手工大宗製造草帽，但究竟與中部後來演變為製鞋王國的關連性在哪

原本蔡裕元本來經營的是寶成工業社僅收購草鞋與草帽。戰後銷售至日本的草帽事業結束後，他們究竟何去何從？1950年代後期起臺灣開始運用塑膠原料生產鞋底，最早生產的廠商並非臺塑，而是永豐餘造紙公司先以塑膠原料生產塑膠皮、墊。中部原本生產草席和草鞋的廠商，發現塑膠鞋底加上草編材料製程的涼鞋夏天穿起來很舒適，故將兩者結合生產。

這種新草鞋最初僅在臺灣銷售，至1963年因體認到外銷需大量生產，不能僅仰賴手工。在此之下，有一家福成龍塑膠加工廠，注意到蔡裕元的工廠原本從事草鞋生產，提出無償借給蔡氏10臺機器委託其生產，並將成品向海外銷售。也就是說，臺灣的涼鞋從這段時期走向出口，又加上臺灣中小企業存在模仿與學習的特色，很多廠商開始跟著仿效。

由於廠商數目漸增，1968年成立臺灣區塑膠拖鞋輸出同業公會，後來又改成塑膠鞋同業公會，再更名為臺灣鞋業進出口同業公會。各位可能沒想到，臺灣區塑膠鞋輸出公會首任理事長是陳進生，過去擔任臺灣帽子輸出業同業公會的理事長。也就是說，他過去賣草帽，後來開始來生產鞋子，可說是同一批人轉過來的。

這些商人在開始生產塑膠涼鞋、拖鞋走向出口的模式，演變為後來的布鞋、球鞋，先前提到的寶成企業即是在這樣的基礎茁壯，中部還有很多企業也是依循這樣的途徑興起。

鞋子的種類有兩種，一種是將塑膠材質製成布或真皮的鞋面，另一種是用橡膠底然後帆布做面的加硫鞋，最有名的品牌是Converse。早期還有一個品牌-中國強，這就是加硫鞋。這兩種鞋品，在1960-1970年代開始大量生產，締建了臺灣的鞋業王國。實際上，鞋業王國的歷史源流為草帽的生產與銷售，是由同一批事業經營者進行轉型，即為臺灣中小企業的韌性。

另外，加硫鞋與橡膠有關，是另一種生產原料，但奠定了臺灣製鞋業的基礎。基本上，在原本製鞋業的國際分工上，生產普通布鞋的臺灣賺不了大錢，高階鞋品多由日本製造。但1970年代後期日本因工資上漲，日本廠商陸續委託臺灣生產。1979年寶成企業生產第一雙Adidas品牌球鞋，之後Nike陸續委託臺灣製造。

臺灣鞋廠真正跨越進高級運動鞋，取代日本國內的廠商，是在日幣生產與勞工成本高漲等背景下出現。當時日本在尋找工廠時有臺灣與韓國兩個選擇，後來臺灣勝出，韓國的製鞋業則未能超越。臺灣的中小企業能夠生產高級運動鞋的另一個因素，還有一個古老的傳統-皮鞋製造。究竟生產皮鞋與運動鞋有何關連性？

一雙Adidas的運動鞋從設計到完成，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是為繪製線圖。這個過程如同製作衣服一般，要先打版。鞋子從想像到生產成實物的模型開發，需要生產皮鞋經驗的人。生產皮鞋需要線圖，根據鞋線的大小、造型來製作。最初當生產Adidas、Nike這種高級運動鞋時，必須仰賴過去做皮鞋的師傅指導如何繪製鞋線；我們能看到生產運動鞋的工廠，可以看到以前製作皮鞋的老師傅於生產線進行指導。

臺灣中部製作皮鞋的歷史也相當悠久，在臺中有一家生產休閒式皮鞋的廠商，產品結合運動鞋與傳統皮鞋的特質。清水有一家生產這樣的休閒式皮鞋，他們說最早的師父來自溫州。臺南有一家清路鞋業也相當有名，老闆最初向福州師父學做皮鞋。當傳統的皮鞋師父在球鞋的製造扮演生產的一環時，即為產業生產經驗的匯集，可說是自然的流變。

這樣的發展形態取決於生產者要有積極研究的開發精神，才能在國際競爭下適應。臺灣的中小企業經營者，從草席與草帽一路發展到鞋業王國，歷史的傳承要說簡單也可、複雜也行。但我們需要理解的是，並非從國外引進技術後馬上即能生產，而是需要有這樣的分工與演進歷程。

今天我用這個例子向在座各位說明臺灣中小企業的世界競爭力。我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謝國雄研究員的主要研究領域為黑手，他強調「草根R&D」，認為這些位於臺灣鄉間的中小企業可以生產出世界一流的產品。在此前提下，我們要更為細緻與複雜化的深入理解一些案例，才能了解產業發展的歷史。我用以上這個故事來說明臺灣的殖民地遺產，這是民間的脈絡、而非政府的脈絡。這種從戰前所留下的遺產，需要我們更深入去了解才能認識。

接著，我們請黃紹恆教授來進行討論。

黃紹恆老師：

（日本經濟史的發展經驗）

我的認知裡面，有關於經濟史的研究，若用大學的科系區分，在歷史系與經濟系都有進行經濟歷史的研究。但臺灣的經濟學界幾乎不存在歷史研究，因為他們不認為這是經濟學的一部分。我對這樣的現狀是否正確，不做任何評價。

由於我畢業於臺灣大學經濟系，又走上經濟史研究，某個程度上我用自己的身體回答了上述問題。那麼，在日本經濟系中的經濟史研究，我不清楚關西地區的京都大學情形為何，但我能針對東京大學的研究進行介紹。

 在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在戰前即發展出一套經濟學，於戰後影響力逐漸減少。這類學者認為經濟學研究可分成三大部分：原理論、階段論與現況分析。

在我的認知，原理論所要談論的是世界史的近現代之後，所發展出的資本主義文明方式。因此這些學者試著分析資本主義具有哪些重要的要素？這些要素本身的意義為何？例如什麼是資本和勞動等問題，還有關注剩餘價值、交換等。他們會進行比較抽象的討論，再以此對照到以歐美先進國的世界各處。從日本國內看這些國家如何發展，提出一個階段論的看法。

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是從封建制演進到資本主義的過程有三個階段，從原始積累階段，到工業革命完成後的資本主義，再到進步主義這樣的發展。這些學者並將這樣的理解，放回對日本本身的研究。

戰前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的歷史研究，是偏重理論方面的，屬於前述階段論這個範疇。此一理論的重要前提，是放在討論一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將一國視為一個讀利得國民經濟體。如果我們從政治學的說法來看，即為一個獨立國家，擁有自己的領土和主權等。這些是我在留學階段所學習到的論點。

（「臺灣資本主義」的概念）

倘若以前述的觀點來討論臺灣經濟史，我認為從1950年起臺灣即成為國民經濟體。從臺灣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來看，她的興起相當晚。這個前提是說臺灣從此時起，她與周邊比他更大的經濟體系是完全分離的，但這仍停留在概念上的認識。

剛才謝國興教授也提到，研究歷史相當在意連續與斷絕部分。洪紹洋教授也指出，戰後的資本主義與戰前的資本主義是否存在連接，有沒有連續與斷絕的問題，都存在一些論爭。

但就我的觀點來看，我們討論任何歷史的演變，都有連續與斷裂面，有時我們可能卡在評價問題。也就是說，基於怎樣的觀點，對於哪些東西比較重視，而給予較高的評價。你可能會比較支持哪一種說法，我想這可能不是一種投機取巧的想法，而是一個比較能貼近史實的觀點也說不定。

剛才謝國興教授也提到瞿宛文教授的觀點，按照我的理解來看，瞿老師比較重視一個國家的政策。亦即，在戰後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瞿老師強調的是國家權力、國家扮演的角色；謝老師則是用很多的實證經驗告訴我們，不能夠忽視臺灣社會本身由下而上的力量。在我看來，這就是一個評價的問題，這個評價反映在1950年臺灣資本主義開始發展時，發展的基礎為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清代臺灣的兩百多年，甚至於更早的荷蘭統治時期與鄭氏治臺時代也大約五十年的時間。

由於我尚未具備考慮原住民在這三百餘年間的角色，僅先就漢人的情形進行說明。在這段時期，漢人從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個層面的發展，至1950年時我們該如何評價？

如果對先前這三百餘年的評價很低的話，將會認為1950年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由上而下所帶來的推力相當重要。然而，對1950年以前臺灣的發展給予比較正面或相當程度的評價，就會發現國家的權力與國家政策固然是重要的推力，但若缺乏民間相應的配合，也不會有後來我認識的臺灣經濟。換言之，在方法上即為評價問題，如何評價為見仁見智的問題。

我個人比較站在後者，我認為300餘年的漢人社會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準。在本身條件不錯下，又加上戰後歷史條件的配合，為經濟帶來比較快速的發展。當然這快速發展的背後還有諸多因素。先前洪老師提到的開發經濟學，也常強調一個國家、國民經濟體從農業時期轉向工業時期，轉折過程國家政策相當重要。

1950年代以後以美蘇對立為主的冷戰體系逐漸確立，臺灣以接受美援和日圓貸款為主的援助，又加上政府集結了一群技術官僚和菁英，採行各種帶鼓勵性質的政策推動工業化，並不是只有臺灣。在亞洲四小龍出現前，中南美洲比臺灣發展的更早。我去日本留學時，開始閱讀左翼的依賴理論學者論著，提到有比臺灣和韓國更早發展經濟體的中南美洲。但這些國家為強人政治，並未採行民主制度。印象中老師曾以曲線圖展示經濟成長率，發展時協度很快，但到了一個時點突然下降，後來就未再回復。

中南美諸國經濟未能回復的原因固然相當多，但我當時的感想是一國經濟要持續發展，需要有足夠的底力，並不是政策刺激而已。也就是說，社會本身發展到怎樣的程度，如教育、識字率和習慣工廠生產等均為相當重要的要素。

在十幾年前，臺灣也有經濟史學者強調，臺灣人衛生習慣、公共設施和準時概念等，大概要從日治時期才開始。我想這些都是構成臺灣能在有政策刺激下，民間社會能夠回應，並以此作為跳板發展的重要條件。從這個觀點來看，1950年代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一個很強利得延續性，即為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年，或追溯自兩百多年前的清代或更遠的發展。

歷史上若真有臺灣人的概念，我們知道從大航海時代臺灣即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地，到鄭氏時代當時為大海商瀚海到，至後來有段時期可能與世界市場沒有那麼密切的連結。但就日治時期而言，臺灣與國際市場上仍有著聯繫。我們從歷史的縱深，若將臺灣人想像成比較封閉的小農經濟與自我滿足形象是錯誤的，因為過去兩三百年臺灣的演變，可知悉有很多的特點，這些優點可能也是缺點。臺灣人非常靈活，但也很短視近利，存在願意學習與冒險的特質，這些即是內含於臺灣的事物。

1950年代以後臺灣經濟有機會從進口替代走向出口擴張，臺灣的民間社會能夠有所應對，應該都是這些特質所顯現的。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社會的速度一直都領先在政府政策，但此一現象並非1950年以後才有，在清代臺灣即已存在。例如清代臺灣地方制度改變，從府縣一直細分，多半出現在比較大的社會動亂後。以善後處理為起點，統治制度才開始細分而周全。從這樣的模式來看，或能顯現出清代臺灣民間社會的速度跑得相當快，漢人的發展也相當快，但發展過程中難免出現族群衝突、利益矛盾，或民族對立等。

我認為這樣的發展已經超越原先統治機構對臺灣的治理想像，只要一次的事件爆發即暴露出統治機構的功能不足與麻痺。也就是說，民間跑在國家前面，我認為從清代到現在都是這樣。但這種民間跑得快也存在很多缺點，這也也可能是讚美。因為臺灣的民間跑得快，觸角不會侷限於臺灣島內，是一個以全世界為舞臺的跑法。所以臺灣與南韓、日本不同，南韓與日本照近代國家的理解，都是一個民族等於一個國家，民族的凝聚力馬上就可以與一個國家的認同相結合。但臺灣自古以來就不是一個國家，依據近十年來的研究成果，我們能發現臺灣的民族構成相當複雜。

各位不要以為客家人即為一個族群，就腔調來看主要有四海大平安——四縣、海陸、詔安、饒平，其實還有更多系統。我是北部客家人，講的是海陸豐腔調，很驕傲的跑到美濃六堆用我的客家話對談，對方用官方回我說：「對不起，我聽不懂！」。也就是說，即便被認為是同一個族群，彼此間的差異仍相當大。

臺灣這樣一個多元族群文化的集合體，過去雖然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想要用中華民族的概念去統整起來，我認為並不是很成功的。住在臺灣的人某種程度上是以世界為舞台，能夠靈活地對應外界變化，尋求本身的生存之道。回歸到傳統的國族說法，臺灣人對國家的認同是混淆且模糊的，當然這存在著價值判斷。再者，當前的認同到了下一個時間點究竟重不重要與是否需要？在不同世代間存在著認同的差異，在數十年後的世代，究竟做一個臺灣人比較重要，還是做一個世界人比較重要？關於這個問題，我並無法回答，但目前時間點來看認同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來看臺灣經濟史研究，我認為臺灣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是從1950年開始。資本主義有幾個重要的條件，第一個是資本積累的來源為何？第二個是這種近現代自由意志的勞動意識從何而來？今天我本人是從這兩個角度切入，往前追溯，這是我對臺灣史的看法。但我個人的研究仍以明治初期的臺灣經濟史為主，戰後的部分可能也要聽聽洪紹洋老師的想法。

洪紹洋老師：

（教科書的經濟史教育）

我想提出一個歷史教育的問題，現在大眾對於經濟史的知識多來自於過去國中、高中的教科書。到底我們這些研究者能不能去挑戰教科書，經由嚴謹的研究來講出不一樣的故事？

我們對於戰後初期的歷史了解多少？我上課常問學生對1945-1949年的歷史認識為何？第一個是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第二個是二二八事變，第三個是惡性通貨膨脹與之後的幣制改革。大家的認知是，爾後中華民國政府來到臺灣後，臺灣經濟就起飛了。

戰後初期關於資本積累的運動過程，尚有許多的議題留待我們考察與討論。伴隨新資料的出現，我們應思考該如何透過細緻的實證研究得出的成果，並闡述它的階段性意義。

（重新認識戰後初期兩岸經濟交流）

謝國興老師稍早提到臺灣商人的靈活性，我則經常思考該如何看待1945年前後的臺灣經濟？除了從1945年10月25日代表臺灣從日治時期跨越至戰後外，我們應從體系的轉換來思索臺灣如何從日本經濟圈到戰後初期的中國經濟圈？在1941、1942年以後臺灣的資本家，是怎麼從戰時經濟統制下日漸嚴密的配給政策跨越到戰後階段？戰後初期他們的經濟活動為何。

舉例來說，戰前三井物產與三商事控制臺灣重要的物產流通，例如肥料和資本財的進口。現在的永豐金控何家，戰前即在臺南作為三井物產在臺灣的下包商，1945年戰爭結束後，他們的事業該如何生存？

實際上，永豐公司在1940年代已進入日本在中國的佔領區活動，協助收購日本軍所需的糧食，戰後亦從事臺灣與上海間的商貿活動。因此我們看戰後初期兩岸經濟的商貿交流，能見到戰前的延長線，即日本對外擴張的延長線。

另外，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則將臺灣關閉的糖廠設備遷移到廣東、四川設廠。但臺灣與中國大陸間糖業資材的交流，是到了戰後才出現嗎？實際上，中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日本佔領廣東後，即由糖業聯合會與臺灣的糖廠員工前往當地接手修復與管理當地的糖廠。所以我們在看臺灣時，應該關注各個階段對外交流的延續性。¹³

（思考在來技術的侷限性）

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實際上我們需要靠很多實證研究累積，再提出新的論點。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社會學界有些學者開當關心臺灣產業的發展，但多以1970年代以後為起點，但之前許多的歷史源流仍是一個謎，如同黑盒子般似的。我想我們需要一些新的研究提出新論點，提供歷史教科書新的歷史認識。

但剛才謝國興老師說到他同事提出草根性R&D的論點，闡述中小企業民間研發的強大力量。但近來我在研究早期組裝性產業時，會對早期常討論黑手技術貢獻的能力提出一些質疑？在機車和縫紉機等組裝性產業除需要一個最終組配的中心工廠外，還要有很多的衛星工廠支援零件生產。我提出的論點，在國內販賣與海外銷售的標準是不同的，有能力打國內盃未必可以參與國際盃。

比方縫紉機生產有諸多零件，有A、B、C牌的縫紉機，是否有共通的零件可以互換？還是每間公司若都是不同型號零件，則衛星工廠就達不到規模經濟的生產。1950年代臺灣的縫紉機生產，在零件供應上即無法達到互換性，且標準化的要求也不高。

1950年代後期臺灣縫紉機的出口因品質低劣不時遭到退貨，1960年代政府引進美國勝家公司來臺投資，並要求其輔導衛星工廠達到產品標準化，且讓衛星工廠供應零件給其他廠家，才大幅提昇臺灣縫紉機的生產水準。也就是說，1960年代以後臺灣的縫紉機才開始具有國際競爭力，此時就出現了兩種軌道，一種是專門走出口，一種是品質較低，專門走國內市場路線。

有人常強調老一輩的人受過日本軍隊教育的技術人員，在戰後的技術能力相當厲害，我也不否認他們在1940-1950年代階段性上扮演的角色。但他們的技術能力未必能滿足國際市場要求的水準，當商品要跨越鴻溝、走向出口替代時，仍需國外廠商的技術提供。

剛才謝老師談到鞋子的問題，我們以前常強調Made in Taiwan，臺灣製造的出口表現良好，但我們是否曾思考這些臺灣製造的商品如何銷售到國外？教科書和媒體都提及，臺灣的中小企業主能夠攜帶一個行李箱全球到處跑、到處賣。最近我在看日臺經濟的資料時，看到1970年代初期臺灣諸多商品，常仰賴日本商社的網絡銷售至海外。1960年代三菱商事即與本地資本合資在臺灣生產橡膠子鞋，再把產品賣到國外去。

我常在想，當我們在了解臺灣經濟史，我們是否可以挑戰我們的教科書所塑造的「常識」？我們可以透過基礎研究的成果予以普及化後，納入新的教科書課文，重新挑戰與認識我們的歷史。

（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展望與危機）

今天好能有兩位經濟史研究的大前輩在場，我想接著來討論一下臺灣經濟史學術發展的未來。日本經濟史學界，曾討論過日本經濟史的發展到底有沒有危機？臺灣史學界也在討論臺灣史研究是否有研究零碎化的危機？這樣的問題，我們看現在中國研究民國史的學者，也在談論零碎化的問題。因為很多地方史料的公開，大家的題目越做越小，也未去闡述研究意義，有時不容易看出價值。

戰後初期，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要由周憲文先生負責，周先生戰前留學京都帝國大學，在編輯的《臺灣銀行季刊》提供早期研究者投稿經濟史領域論文。此外，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也出版和翻譯諸多經濟史研究相關書籍。例如已經過世的江丙坤先生，博士論文中文版即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

1980-1990年代陸續研究經濟史的有林滿紅和謝國興老師等，解嚴以後陸續又有人投入臺灣經濟史。固然，在戰後臺灣史的研究中以政治史的成果最為豐碩，經濟史算是小眾研究。今天我們可以聽兩位前輩對臺灣經濟史研究的看法，經濟史這門小眾研究是否存在危機？有哪些困難需要克服？或是我們對經濟史研究該有怎樣的展望？我們先請謝老師。

謝國興老師：

在臺灣經濟史研究領域，我已經算老一輩，與我同時期進行經濟史研究的其實很少。經濟學界從事經濟史研究的也不多做的也不多，如果有做的，其研究路徑也與歷史學者做的不同。

中國大陸的學者都感嘆他們研究零碎化，因為小題目才有辦法深入、不易受批評。大題目大家都知道研究並不容易，且需要有一個比較大的議題，仰賴多人一起研究。臺灣大型集體研究是缺少的，中國大陸雖然很多，但我認為研究成果不佳。經常他們一個大課題做出來，結果是大家各說各話，每個人都寫自己的，無法達到真正的統整。因此，我認為應該先增加學術人口，鼓勵更多學生從事相關議題。不論是經濟學取向的經濟史，或是歷史學取向的經濟史，都應該鼓勵。

黃紹恆老師：

關於經濟史研究課題的零碎化，不是只有臺灣才有這種情況。我比較熟悉的日本學術界，好像也有這個問題，但是其中的零碎化或零細化其實與世代間的差距有關。

30幾年前我在日本留學時，我遇到我老師那一世代的人，他們在就讀小學與中學的時候，曾親身經歷與目睹到戰爭經驗與戰後日本復興。在日本簽訂舊金山合約恢復獨立後，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或是說左翼思想出現抬頭。在此背景下，我的老師輩注意到的經濟史研究課題是比較宏觀的，也就是先前我說的一國資本主義是如何發展，並描述發展階段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的老師們經歷1960年代日本經濟的高速成長，日本開始向外擴張，日本商社的員工拿著皮箱到世界各地找資源。他們那一輩的老師目睹的是日本資本主義向外擴張，所以有些人的問題意識關注到世界經濟體系中富有國家與貧窮國家的不均衡問題。當時我們的研究基底，即為馬克思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

為何後來新興研究讓我也感到零碎感？我想這是與20世紀末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垮臺、中國的改革開放等有關。我的認知中，這些政權的垮臺，使我的師長輩們，他們堅信共產主義的天堂一定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灰燼，那種接近宗教信仰的理念被打破。當我要畢業的時，我的每位老師都軟趴趴，沒想站起來。此時年輕人尋找研究課題時，因為時代氛圍改變，看問題的角度就有所不同。

以前可能是理論先行，就我所念的理論來找史料，但後來成為哪裡有史料我就做哪一個題目。我的感覺是後來哪裡有史料就去做，所以我念書的時代，日本學界根本看不到臺灣，不知道臺灣為何。後來發現臺灣保留了臺灣總督府檔案可供研究者使用，加上服務親切，我認為日本的臺灣研究會多起來，應該與史料的取得有關。

（全球史的檢討與啟發）

至於臺灣史研究零細化問題，我沒有資格講，老前輩謝老師是比較有資格可以講的。然而，我認為如果今後包含臺灣經濟史在內的臺灣史研究，如果有一個研究方向可能會是哪一個方向呢？

今天在座的年輕同學都知道，現在全球史研究相當盛行。若照我們之前念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等，資本主義一開始發展就是一個世界體系。如何到現在還在講全球化的問題？我曾經認真閱讀幾本書籍，了解到為何現在的全球史會抬頭？

全球史的抬頭並非我們亞洲人的要求，而是西方學術界的自我反省。30幾年前我當學生時期的西方學術界，他們就認為歐美以外的國家基本上不存在工業化成功的可能。如果依照依賴理論之核心邊陲的不等價交換關係，周邊國家基本上是不可能翻身的，但亞洲四小龍的抬頭讓他們跌破眼鏡。他們開始檢討，過去那些理論到底是那些地方出現問題？為何無法解釋所有地區？

所以我後來閱讀全球史書籍，我感覺到全球史是西方學術界檢討過去以西方為主的史觀，他們開始認為過去的認知有誤。因此他們在全球化的理論為基礎開始觀察，將歐美以外的地區、國家、民族等放進問題中，關注彼此的交流歷史。在此之下，同一時點不同地區的比較研究，變成很重要的認識。所謂的關係交流，就不是西方強國與強國間、強國與弱國間的關係，比較的範疇為全世界。

在我理解的全球史來看包含臺灣經濟史的臺灣史研究，我認為全球史的觀點並沒有太大用處。我們站在臺灣討論戰前或戰後的議題，都會自然的想到與周邊環境結合。但我為何還是要強調全球史概念呢？實際上是我們進行實證研究積累時，要先勾勒出經濟史的圖像，這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我認為歷史研究要有一個比較合適和周延的歷史評價。有了這個評價，才能慢慢建立起這個世代的歷史認識，成為教科書的內容。我對於臺灣史閱讀的書籍可能不夠多，但總感覺到目前很多的臺灣史研究，會出現位置上的偏差。用開玩笑的講法，這類文稿的形象會讓人覺得全宇宙正中央就是地球，而全地球正中央就是臺灣，就是不太注意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或是覺得這樣的關心並不重要。

然而，就這個部分我自己也還沒著手進行。例如洪紹洋老師對1950年代以後的戰後臺灣史部分，也許可以試著從比較史的觀點切入。例如我們常提到加工出口區，依照中國的說法為「兩頭在外」，即原料、技術和資本是外來的，然後加工後產品銷售在外。臺灣的經驗看起來比較成功，但南韓發展的馬山加工區似乎成效未如臺灣卓越。後來在中國的深圳等地，還有世界各國曾採行類似的方法。我想臺灣加工出口區或科學園區的發展經驗，並與各國間的發展模式進行比較是有意義的。

然而，我想一個歷史研究的學者，最重要的是對研究成果運用對應的知識給予評價。當我們有些全球史的概念與理解，將能夠找到更多有意義的課題。不然容易流於一些研究成果，雖然花了相當多時間進行，但唸完之後卻沒有太大的啟發。若我們將這個想法放在臺灣經濟史研究，我想理論和史料都不可缺，但史料仍優先於理論。

在我學生時期，那時的臺灣史研究即開始借用其他學門的知識。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當時採用祭祀圈等人類學概念研究本地社會，我差點想念人類學。

就是在此契機，讓我這個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研究歷史。我認為，理論的認識固然重要，但史料才是最基本的，還有如何運用的問題。作為一個研究者的發展視野來說，最好能具備當前全球史研究的思考與態度。

臺灣史研究若要推展至全世界舞台上，可能要了解其他的學術語言，再用他們的語言論述臺灣。若臺灣史能夠過國際學術舞臺而活躍，將臺灣經驗告訴其他各國的研究者，臺灣史就不會是島國小民的自High。我認為臺灣經驗其實是人類歷史發展經驗中的重要財產，所以要與世界學術舞臺相接軌。因此在方法上，全球史的概念也許可以參考。

洪紹洋老師：

（研究方法的摸索與跨國史的概念）

我這十幾年一直在思考，要用怎樣的方法研究臺灣經濟史？在我成為研究者訓練的過程時，同時受到新古典學派與日本經濟史的影響。後來在日本進行博士後時曾參加日本經濟史的課程，這十幾年來也陸續閱讀日本經濟史的經點著作。

一開始我閱讀原朗教授的研究，後來又看了石井寬治的著作，同時我也花了約兩年的時間了解制度經濟學。當時曾經思考以量化研究經濟史的可能性，但因為關心1930-1940年代的臺灣經濟轉換，覺得制度經濟學的方法無法說服我。曾經有一位研究實證計量的經濟系的老師和我說過，這段時期因為沒有完備的統計資料，是無法進行研究的。

後來我想主流經濟學既然無法處理這個問題，不如採行其他方法來試試看。歷經十年的摸索，我試著以一些個案進行研究，試著從第一手檔案為中心由上而下的看政府政策，也由下而上的看企業家的觀點。也許從事經濟史研究時，可同時關注產業發展、政府政策、廠商策略、企業家想法和市場契機等面向。

除了黃紹恆老師剛才提到的全球史以外，我想外交史研究強調的跨國史視野，也可以試著用在戰後臺灣經濟史的研究，重新理解臺灣與多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我們在看1950年代的臺美關係時，除了以往強調兩國政府間的往來外，還可以關注到兩國的企業與貿易商的交流。我們可以看到1949年前後有些中國大陸時期的資源委員會成員前往美國創辦公司，承接美援下的物資承運，還有引薦國外資本來臺投資或提供技術。這些由華人在美國所創辦的企業，作為兩國經濟援助的中間商或掮客，透過既有臺灣政府的網絡關係賺錢。

另外，我們要如何提升臺灣經濟史研究的視野。十幾年前臺灣史研究常提倡要進行殖民地比較的歷史，即臺灣、朝鮮與日本帝國對外擴張的殖民地關係。在日本經濟史研究方面，從事殖民地經濟史研究以滿洲和朝鮮居多，關注臺灣的人相對較少。我注意到這個現象，也思考過原因何在？一個可能的原因，也許是日本國內重要圖書館典藏的戰前與臺灣相關的書籍與資料，相比於滿州、朝鮮等地來的少。戰後從滿州回到日本的日本人除了人數眾多外，還成立如滿州會等組織，進行很多的聚會與出版會訊和回憶錄等，也能作為研究入手的資料。

過去日本經濟史採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我想用來分析戰前日本經濟的研究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但用來解釋戰後高度經濟成長卻相當困難。要了解戰後臺灣經濟除了黃紹恆老師提到的全球史概念外，也可以從東亞經濟史的比較觀點作為出發。例如美援對臺灣與韓國在實施尚有何不同？

我最近的研究成果，發現美國對臺灣和韓國石油業提供的經濟援助並不多，而是由美國的石油公司前往臺灣與韓國投資或提供技術給當地的石油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石油業跨國企業在東亞各國到處尋找機會，經由這樣的現象，我們也能重新思考美國政府與跨國企業間的關連。

腳註

¹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9）。

² 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

³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

⁴ 瞿宛文，《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⁵ 謝國興，〈戰後初期臺灣中小企業的殖民地傳承〉，謝國興編，《邊區歷史與主體性形塑：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頁45-85。

⁶ 謝國興，《臺南幫：一個臺灣本土企業集團的興起》（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9）。

⁷ 謝國興，〈1949年前後來臺的上海商人〉，《臺灣史研究》，第15卷第1期（2008年3月），頁 131-172。

⁸ 瞿宛文，〈重看臺灣棉紡織業早期的發展〉，《新史學》第19卷第1期（2008年3月），頁167-227。

⁹ 謝國興，〈雙元繼承與合軌：從產業經營看1930-1950年代的臺灣經濟〉，臺灣研究基金會策劃，《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臺北：遠足文化，2017年），頁343-377。

¹⁰ 石田浩著、石田浩文集編譯小組譯，《臺灣經濟的結構與開展-臺灣適用「開發獨裁」理論嗎》（臺北：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2007）。

¹¹ 山田盛太郎的斷絕說，認為戰前日本資本主義大量仰賴殖民地統制與軍事機制，但伴隨日本敗戰後喪失殖民地與軍事力量的瓦解，促使帶有軍事性與半封建性的體系邁向崩解；另外，戰後土地改革使得地主土地所有至解體。在上述的種種條件下，山田認為戰後日本經濟是以戰後改革為起點發展。然而，大內力認為山田盛太郎過於強調日本戰前經濟的特殊性，否定日本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具有共通的條件。大內力認為，1930年代日本脫離金本位制度和之後形成的管理通貨制度，即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徵，除了戰時經濟統制階段外，在戰後被繼承。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戰後改革Ⅰ 課題與視角》（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年），頁77-78。

¹² 可參見洪紹洋，《近代臺灣造船業的技術移轉與學習》（臺北：遠流出版社，2011）。洪紹洋，〈戰後臺灣機械公司的接收與早期發展(1945- 1953)〉，《臺灣史研究》，第17卷第3期（2010年9月），頁151- 182。

¹³ 洪紹洋，〈戰後初期臺灣對外經濟關係之重整(1945~1950)〉，《臺灣文獻》第66卷第3期（2015年9月），頁103-149。

講座資訊

閩台日：台灣民眾生活與信仰的歷史傳承與涵化
講者｜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2019年4月30日（星期二）、5月1日（星期三）、5月2日（星期四）
地點｜國立陽明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第一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陽明人文社會講座委員會
2019 第二屆陽明人文社會講座 議程

延伸參考

謝國興主編（2019），《臺灣史論叢：進香・醮・祭與社會文化變遷》，共525頁，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謝國興（2019），〈臺灣民間信仰中的日本神明〉，《臺南文獻》，第16輯，頁5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