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的官司：華文文化的「姓別」政治與國法宗規

二、宗規與國法

張愛玲姑姑張茂淵的官司之所以重要，不在最後司法的勝負輸贏，也不在是否敗壞名門望族的顯赫家聲，而在於這樁官司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讓我們清楚看到「分關」書與「法院判決書」之間的齟齬，看到傳統中國的「分析家產」與現代西方影響下「遺產繼承」的巨大差異。且讓我們先來看看行之千年的「宗祧繼承」運作方式為何不再天經地義？現代法律所強調的女子繼承權，為何在後封建後帝制的民國依舊步履闌珊？是什麼樣的社會進步力量，前仆後繼地推動著女子繼承權的相關立法？而又是什麼樣的保守反動勢力，死而不僵地阻撓著新法的修訂與修訂後新法的難以全面落實？

首先何謂「宗祧」？「宗祧」的原意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大宗之廟，百世不遷者謂之宗，小宗之廟，五世而遷者謂之祧」、「近祖廟為宗，遠祖廟為祧」，後亦被引伸為祖先的代名詞。傳統中國宗法社會中家族的延續，乃是建立在以男性血親所構成的世代關係之上。「宗祧」制度淵遠流長，西周時期「宗祧」就已是政治權力與財產權力的關鍵連結，以宗子率宗，宗子有權支配宗族的所有政治利益與財產利益。而後隨著世卿世祿制的消亡，政治權力由官僚制取代分封制，財產權力也逐漸演變為不分嫡庶的「諸子平分析產制」。「宗祧繼承」的核心不在財產本身，而在「祭祀祖先」與「承業祖產」之間的緊密連結，只有男子有權繼承宗祧者，連帶有權繼承祖產，無權繼承宗祧的女子，因而被排除在繼承之外。宗祧繼承透過與財產繼承的緊密連結，成功構建宗法社會的物質基礎，成為宗法社會最重要的維繫手段（付春揚）。

然近代歐美所發展出的女性主義批判，似將過多的焦點放在男性與女性的「性別差異」之上，而宗祧繼承的「諸子均分」絕不只是表面上性別不公的「系男不系女」，男人有分，女人無分，而是整個父系宗法制度之中更幽微糾結的「姓別差異」，不是直接歧視女人，而是以男性血親所建構的世代傳承為核心，區分出有權承繼宗祧祭祀的位置與無權承繼宗祧祭祀的位置，而女人在「族外婚」的宗法秩序中，必須出嫁從夫姓，而成為無權承繼本宗的外姓者。³ 換言之，女人的被排除在外，不是生理性別或社會性別的「異性」，而是終將透過婚嫁而成為的「異姓」。

故對「宗祧繼承」的挑戰，不只是簡簡單單以平等原則將女性納入即可，而是必須清楚看到以男性血親為世代承繼關係的「宗祧繼承」是如何建構了整個父系宗法秩序，宗祧繼承的存廢，乃是牽一「法」而動千年傳統宗法社會根深蒂固的倫常層級與名分配置。故對篤信篤行傳統父系宗法規範的人而言，「宗祧繼承」的式微，不是舊俗惡習的消滅，而是斬斷傳統宗法社會「命脈」的大逆不道、背祖忘宗。

雖說宗祧繼承與財產繼承（有時亦包括「封爵繼承」）的合而為一，貫穿了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民國建立後所出現的「遺產繼承」觀念，卻是以現代西方法律體系的「個人財產制」，徹底挑戰傳統父系宗法、同居共財的家族體系。簡言之，傳統「宗祧繼承」與現代「遺產繼承」最主要的差異有二。一是共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的差異。西方近代法律界定下的「遺產」繼承，乃建立在「個人財產制」之上， 而傳統中國分家析產的「家產」，多被視為家族的同居共財，非專屬於個別祖輩。故祖輩財產的分割繼承，可以發生在直系尊長亡故之前（生分）或亡故之後（死分），甚至在直系尊長亡故後，兄弟間仍可維持或長或短同居共財的家庭形式，日後再由旁系尊親主持分家析產的儀式，最後再回歸「父家長型」的家庭態（盧靜儀），自是與西方「遺產繼承」所強調的「個人財產制」不同。⁴ 傳統中國的分家析產，乃是在家族之「內」以「房」為單位，進行財產的重新配置。誠如陳其南在《家族與社會》中所言，「房」乃兒子相對於父親的身分，中國傳統的「分房」必同時包括(1) 男系原則（女子不稱房）(2) 世代原則(兒子對父親才構成房關係) (3) 兄弟分化原則（每個兒子只能單獨構成一房） (4) 從屬原則（房是家族的次級單位） (5) 擴展原則（系譜上的擴展性與連續性，可指一個兒子，也可指歸屬於同一祖先的男性後代及其妻等所構成的父系團體）(6) 分房原則（在系譜上不斷分裂成房）（陳其南131-133）。故一祖之下，必須確保重新配置的財產總數不會流入外宗而減損，故「異姓」的女兒或其他外宗必須嚴格被排斥在重新分配外。故嚴格說來，「承繼」不同於「繼承」，「家產」不同於「遺產」，「析產」官司不同於「遺產」官司。

而「宗祧繼承」與現代「遺產繼承」的另一個主要差異，乃是個別主體與關係主體的不同。西方近代的遺產繼承賴以為基石的「個人財產制」（individual possessions），其與西方「佔有式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之歷史發展相輔相成，沒有「個人」的觀念，也就無「私有財產」的觀念，反之亦然。而漢人家族的個人所有權源自房的身分，只有成為一房或一族的代表，才享有房制度所規範的權利義務，而非西方由自然人所衍生的法人概念。正如滋賀秀三在《中國家族法原理》中所言，傳統中國的「承繼」包含了三個主要「關係」：「繼嗣」（繼人的關係）、「承祀」（承擔祭祀）與「承業」（繼承財產）（94-97, 115-120），讓財產繼承乃是建立在「嗣」與「祀」的相對倫理關係之上，而「嗣」與「祀」正是宗祧制度的核心。故宗祧繼承所構連出的財產繼承，絕非現代意義的財產繼承（戴炎輝267），「宗祧繼承為祭祀權之嗣續問題，遺產繼承為財產權移轉問題」（戴東雄 68）。故宗祧繼承所建構出的主體位置，絕非現代意義的個人主體。中國傳統分家析產的宗祧主體，所指向的乃是家族世系中的繼嗣—繼嗣—承業的關係位置，而非獨立於宗族關係網絡之外的個人主體。

而傳統中國宗祧主體作為關係主體的網絡，正是父系宗法所構築而成的男系血緣關係，女人無法涉足縱向的父子代際傳遞、無法加入橫向的兄弟間分割家產的關鍵，乃在於無法進入本宗「繼嗣」與「承祀」的位置，自然被排除在「承業」之外，只要女人一日沒有宗祧繼承的可能，就一日沒有家產繼承的可能。換言之，中國父系宗法制度乃是把「女兒」或「姊妹」（不只是生理或社會性別的「女人」，而是姓氏家族的倫理關係位置）「包括在外」，既不列入家譜祖譜，亦不列入分家的「房分」，卻經由嫁娶儀式（當代人類學所言的「交換女人」）而與其他外宗家族產生連結，這些已然出嫁或即將出嫁的「異姓」，自然不能回到本宗來分家析產。有鑑於此，近代西方建立在「個人私有財」上的「遺產繼承」制度，不啻為千年以來被排斥在宗祧繼承之外的中國女人帶來了翻天覆地的希望。

有了對漢族父系宗法的深刻理解後，我們可以回到張愛玲姑姑張茂淵的析產官司，去問一個愚蠢卻關鍵的問題：為何這樁官司發生在1930年代中葉？此問題之所以愚蠢，自是事件的引爆點「寧屋」的主權復歸的時間點落在1932年左右，所以析產官司自然只能發生在其後而非其前，亦即1930年代中葉的時間點。但此問題之所以關鍵，乃是因為1930年乃確立女子財產繼承權的關鍵年代，在1930年之前張茂淵就算心有不甘，恐也投訴無門，而1930年之後，張茂淵則有整個新民法為其撐腰、為其主張。以下就讓我們一起爬梳從清末到1930年代所先後出現的四部法律文本──《大清現行刑律》、《大清民律草案》、《民國民律草案》、《民國民法》──看看其中「宗祧繼承」與「遺產繼承」的概念如何纏鬥角力，此起彼落。⁵

第一部《大清現行刑律》於l909年修訂完成，1910年頒佈實行。此法律文本乃是在新律尚未修訂完成的情況下，暫時在原有的《大清律例》基礎上進行刪訂改造，以應實際之需。故對家庭民事的具體條文內容，改動甚少，而與婦女財產權和繼承權有關的條文，仍承舊律。如《戶律．戶役》中「卑幼私擅用財」條，明確規定親女只有在戶絕（無同宗應繼之人）的情況下，才能「承受」遺產（陳同，＜從民法的制訂看清末民國時期男女平等地位的法律建構＞）。

清末第二部修訂的新律是《大清民律草案》，此乃中國第一部獨立編纂的民法文本，也是第一部按照歐陸民法原則和理念起草而具近代性質的民律草案，於1911年（宣統三年）修訂完成，但因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而未及實行。整個草案分為總則、債權、物權、親屬和繼承五編，仍多保留傳統宗族主義的倫理道德和禮教民俗，但已展現新舊混雜的特徵，雖未公佈施行，但乃是在民法公佈前，民國初期大理院判例的主要法理依據。《大清民律草案》在宗祧問題上沒有做出明確規定，但其立法精神乃是採宗祧繼承與遺產繼承的並行，以宗祧繼承人優先繼承遺產。第 1466 條第一項「所繼承人之直系卑屬，關於遺產繼承以親等近者為先。若親等同，則同為繼承人」與第二項「前項規定，於直系卑屬係嗣子者適用之」，清楚表明「繼承人」乃男性直系卑親屬（包括嗣子）。而在於無適合繼承人的情形，依下列次序決定「承受」遺產人：一、夫或妻，二、直系尊屬，三、親兄弟，四、家長，五、親女（第 1468 條），清楚區分出宗祧繼承在「承繼」（繼嗣—承祀—承業的三合一）和「承受」（僅繼承財產）上的差別，而排在最後第五順位的親女，不能「承繼」，但可在特定狀下「承受」。

但《大清民律草案》在「嗣子」的相關條文中，卻也與傳統宗法思想有所出入。「嗣子」依傳統父系宗法慣例「得立宗親中親等最近之兄弟之子，為嗣子」，但在草案的第1390條和第1391條出現了其他的相關規定：「若無子者不欲立親等最近之人，得擇立賢能或所親者為嗣子」，「若無子者不欲立同宗兄弟之子，得由其擇立下列各人為嗣子：一、姊妹之子；二、婿；三，妻兄弟姊妹之子」。此選立「嗣子」範圍的擴大，基進挑戰了傳統「同宗」親等最近者的慣例，可在有血緣關係或無血緣關係的「外親」與「妻親」（該民律用法）中擇嗣，甚至擴大到完全沒有宗族關係的外人亦可，此乃違反宗祧繼承「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之大忌，明顯破除了同宗同源才可繼嗣—承祀—承業的嚴格規範限制。

雖說《大清民律草案》已嘗試將「家產」之共同所有，發展成個人私有財產的繼承，但法定繼承人仍是男性直系卑親屬（包括嗣子）。如被繼承人無子則以妻為第一順位繼承人（舊律妻僅有代管權），親女僅能以五種順序之最後順序，「承受」被繼承人的遺產，雖比舊律只有「戶絕」的極端情境下才可承受相比，已有改進，但遠遠不及男性直系卑親屬順理成章的法定繼承權。故在法學研究者的眼中，《大清民律草案》「處處可見傳統家族主義與宗族觀念，但是歐陸男女平等的思想已開始在我國萌芽」（戴東雄，＜女孩所流父母的血緣難道與男孩有所不同？＞64）。

《民國民律草案》則是第三部修訂的法律文本。北洋政府執政後不滿《大清民律草案》 （1912年中中華民國成立後，已更名為《中華民國暫行民律草案》頒行）的過於西化、偏重個人權利，決定回過頭援引1909年頒行的《大清現行刑律》中民商事部分，多沿襲明清時代的舊律。⁶ 自1914年起，北洋政府法律編查會開始修訂民律草案，著手進行民事習慣調查，1915年編訂《民律親屬編草案》，但直至l925年才完成全部的修訂，正式經司法部通令各級法院作為條理適用。（李長莉）。

然1925年修訂完成的《民國民律草案》雖產生於《大清民律草案》之後，但在女性權益上卻大幅回歸中國父系宗法傳統。該草案的繼承編第二章重新確認宗祧繼承，第 1298 條規定「本律所謂繼承，以男系之宗祧繼承為要件」，此一規定顯然是針對《大清民律草案》削弱宗祧制的修正，重新加強宗祧繼承與財產繼承的關係連結與男性直系卑親屬在繼承權上的絕對性。《民國民律草案》清楚將繼承分為「宗祧繼承」與「遺產繼承」兩種。「宗祧繼承」與傳統的「承繼」相同，除繼承被繼承人的遺產（第 1332 條）外，也繼承「祖先神主、祭具、墳墓、家譜及其他有關宗祧之設置」（第 1333 條）。而「遺產繼承」則為純粹之財產繼承，一如《大清民律草案》中有關「承受」的相關規範：「宗祧繼承人」須為被繼承人之直系卑屬（第 1308 條）；無直系卑屬時，得立宗親中親等最近之兄弟之子為嗣子，以承宗祧（第 1309 條以下）。無「宗祧繼承人」時，遺產則由妻、直系尊屬、親兄弟、家長、親女依序「承受」（第 1339 條以下）。

與此同時，《民國民律草案》在「親屬編」中亦明文規範了親女的「嫁貲」：「父於女成婚時，有准其資力給與嫁貲之責」，亦即在有男系宗祧繼承人的前提之下，女兒最多僅有嫁貲。但在無男系宗祧繼承人時，對作為第五順序繼承人的親女，增加了「所繼人之親女，無論已嫁與否，於繼承開始時，得請求酌給遺產歸其繼承」，讓出嫁與否不再成為影響其否可以進入財產繼承順位的門檻，即便親女仍是排在最後的第五順位。整體而言，《民國民律草案》復古多於前進開放，具體展現「軍閥統治的北京政府立法理念有一定的保守性，民間習慣風俗的慣性力量也還相當強大，足以影響立法原則」（李長莉，＜五四的社會後果＞）。

《民國民法》則是第四部修訂的法律文本，1929年起由國民政府陸續頒佈，乃第一部在基本立法精神上實現男女平等的民法典，而作為其組成部分的《民法親屬編》和《民法繼承編》於1930年12月頒佈，並於1931年5月正式施行，正式讓千年的宗祧繼承退出國家成文法領域。然此關鍵的變化始發於1928 年法制局的繼承法草案。此繼承法草案重新進行「法定血親繼承人」的認定，其中攸關女性繼承權的原則性宣示有二，一是廢除弊端甚多的宗祧繼承，讓同族之人師出無名去相爭無子者的遺產，並藉此斬斷以延續宗祧為名而淵遠流長的納妾陋習；二是強調法律上的男女地位平等，放棄重男輕女的舊制，讓繼承相關的一切事項，皆採男女均等主義，女兒不論出嫁與否，對其父母之遺產之繼承權，與兒子毫無二致，並對血親繼承人的順序做出調整：第一為直系卑親屬（第 8 條），不分男女，次為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第 11 條）。

接著1930年立法院經中央政治會議決議通過，確立「宗祧繼承無庸規定」、「遺產繼承不以宗祧繼承為前提」等原則，將宗祧繼承視為重男輕女之宗法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