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的身體,身體中的文化

文化中的身體、身體中的文化
余舜德

主講:余舜德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王文基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兼人社院院長

當身體遇到茶

2002年我到雲南尋找田野地點,同事知道我愛喝茶,介紹一位昆明的茶友給我,我路過昆明時他就帶我到批發市場瞭解一下普洱茶。第一次就到他最熟悉的茶行,老闆是廣東人,父親過去在廣東茶廠工作,計畫經濟的年代負責到雲南來批茶,改革開放後兒子在昆明落戶,在茶城開了家店,當起批發商,店裡不時有廣東的客人來批貨。比起其他在2000年普洱茶開始興起後才從事茶貿易的同行,他對普洱茶的瞭解明顯深入。
朋友進了茶店,指著我說:『他是台灣人,不懂普洱茶,你讓他瞭解一下。』老闆話不多,直接泡幾種普洱茶比較著喝;那天下午,我們喝了7、8泡茶,從生茶、熟茶、古樹茶,喝到有點年紀的老熟茶,不記得每泡茶的來歷,但一泡泡比較下,多少瞭解這些同屬「普洱」的茶喝來確有差異,也多少瞭解為何老茶被認定好喝。不過雲南並沒有台灣或香港動輒以數十年計的老普洱茶,老闆解釋,計畫經濟的時代,茶廠依據上層指示規劃生產,當年度生產的茶必須依規劃全數出清,否則會被究責,他父親過去來批茶時,有時茶廠還拜託他把廠裡剩下的茶全數帶走;雲南雖產普洱茶,不過雲南人過去多喝綠茶,普洱主要外銷廣東、香港、西藏及東南亞,沒有存留在雲南本地。老闆說,依此歷史,雲南理應沒有真正的老茶。

回到台北,我參加了紫藤廬舉辦的一次茶會。主人周渝提供兩泡茶,第一泡是20年的老凍頂茶,乃80年代獲冠軍獎數次的製茶名人陳阿翹所做;第二泡則是最具代表性的普洱「紅印」,50年代雲南第一個國營茶廠勐海廠製,當時算起來是近50年的老茶。兩泡茶都非常令人驚艷,老凍頂有股水蜜桃香味;老普洱茶湯色深但清澈,不像普洱熟茶混濁如醬汁。第一次喝到生茶普洱老茶,不知如何描述它的味道,只記得茶湯柔順,卻又讓身體「很有感」。周老師最後輕描淡寫地用一句話說明兩泡茶的難得與價值:『或許有人覺得付800元來喝兩泡茶很貴,但對我來說,「今天我在請客」』。
2003年我到溪頭開會,路過鹿谷時看到一家茶行外面放著一塊老茶的廣告,就進去一探究竟。得知我想研究老茶,年輕老闆拿出他父親三十多年前做的一泡茶,此茶已無明顯香味,但茶湯柔順。他說過去的觀念是茶放久會「質變」,所以他父親每隔一兩年就拿出來烘焙一次,茶葉乾燥後就不會變壞。這泡茶是當年沒賣掉的,父親捨不得丟,三十多年來烘焙多次,香味也都烘掉了,只是茶葉多年陳放後,原有的苦澀味也逐漸轉化成甘甜柔順。這個機遇讓我瞭解另個面向,過去茶界其實認為茶要新鮮喝,久放受濕氣影響,品質會變差,之所以陳放多年,並非刻意,而是因為滯銷。
這三次經驗讓我注意到陳年茶的課題。陳年的風味是否好,顯然不是理所當然,雲南產普洱茶是清代貢茶之一,不過當年恐怕強調的是它特殊的清香,我遍找文獻,並未發現特意陳放茶以品嚐其陳年風味的紀錄(請看 Yu 2010)。而鹿谷的經驗也讓我瞭解,從製茶師傅的觀點,茶久放會變質,應新鮮喝; 有趣的是,現在茶界反而認為,這個質變的過程轉變出來的風味(尤其是未曾烘焙的「原汁原味」)值得欣賞。換句話說,這些經驗讓我瞭解,陳年的茶味受到重視,被賦予高價值,和我們這個時代有關;它於一個特別的歷史過程中衍生,不只是因為老茶「就是好喝」,也不只是懷舊之情讓老茶受到注意,陳年的味道經歷一個身體與老茶密切互動/建構的過程,過去認定的老味、陳味或質變被重新定義為好味道,獲得社會某群人的認同,形成老茶的價值體系,繼而出現老茶的市場;這個過程,值得探究。

當身體遇到家具

1990年剛從美國返台定居時,老友送了我一件老家具,他的公司需要辦公桌,他到古董商的倉庫裡挑選了10件老神桌(台式上下層神桌的長方形上桌),把腳鋸短後當作辦公桌使用。這些6尺長的桌子都以實木製作,因為現代居家實在難有空間容納,這些大塊家具紛紛流落到古董商手上,也因它們較難脫手,古董商每件只賣3500台幣。我分到的那件是烏心石製作,已去漆,看得到原木的花紋,拿來當書桌非常好用。
台灣老家具年歲較短,多屬清末或日治時代,業界常以「民藝」家具稱之,因為貨源漸少,且過去常年外銷歐美,台灣民藝家具的生意在1990年代初已沒落;大陸於1980年代末開放古董生意,也吸引許多民藝家具商到中國進口各式老家具,台灣於1990年代初興起一陣老家具的消費熱潮。部分進口之明末或清初的老件年代久遠,做工精美,可謂真正的古董,不過大量傳統型式、只有數十年歷史的民居家具,也隨之進入台灣市場;因價格與現代家具比較亦相對便宜,且都實木製作,造成一股消費風潮。除了進到台灣人的居家,老家具亦常出現於店家櫥窗、餐廳、公共空間,乃至房地產廣告。我訪談多位消費者後發現,這些老家具因為較現代家具高5公分,雖只5公分的差別,坐在其上還真「不習慣」;所以古董家具進入居家空間後常只被當作擺飾,太師椅常成對排列於客廳顯著位置,搭配現代家具,製造東西合併的氛圍;小案桌、小畫桌擺在玄關、轉角處,店裡更常直接以「玄關桌」稱之;而報章雜誌上的房地產廣告也常可見這類搭配東、西方,以製造文人氣息的風格。相對地,仿古家具雖以傳統型式、接榫工藝製作,但桌椅高度常自動降低,以適合現代人45公分座椅、75公分桌子的習慣。這些現象讓我瞭解,這5公分還真「有差」(或說,matters),使用者不論高矮,都清楚感到不太舒適,可說凸顯了現代社會的台灣人身體的習癖(或說Bourdieu所謂的habitus)。坐具的舒適,因而成為我關注的題目。

[1] 我後來於凍頂的田野調查讓我知道,過去的確有人來茶區找老茶,不過是很小眾的市場,而且過去老茶曾被當作藥(而非飲料)受到珍惜。

當身體遇到禪坐

研究古董家具消費的同時,我尚進行了另一項探索:禪七。我從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瞭解讀經與靈修於信仰的意義;不過我就不太能夠理解,為何長時間盤坐一處,卻可悟道?正巧親戚談及她的禪七經驗,讓我非常好奇,於是我以一半嘗試,一半研究的心態,參加了北部一個禪宗修練團體的禪七。8天的禪七對我來說不只是嶄新的經驗,禪七過程中身心轉變的體驗更是深刻,即使禪宗團體刻意不提身體之氣,但七天連續打坐,讓氣的感受成為難以忽視的體驗。
這個經驗也讓我想到人類學過去從身心二元的觀點出發提出的認識論主張:屬心智範疇的文化概念形塑體驗。以氣為例,這個主張強調,是文化定義之氣的概念再現個人氣的感受,而非氣的體驗導致概念的衍生。只是,如果我禪坐中身體的感受就是文化所謂之「氣」,禪七的過程讓我體認的,反而是經驗的內涵形塑了個人氣的概念,缺少「具體化身」(embodiment)的過程,我們對氣的認識是空洞的,缺乏內容。 1997年,民族所李亦園院士以「氣、文化與傳統醫學:科技綜合研究」為題,申請中央研究院整合型主題計畫,正巧其中一位PI臨時退出,我受邀遞補,如此也開始我身體之氣的研究。

這三個經歷(encounters)都涉及身體與文化。我們(經由感官)學習品嚐陳年茶的風味,也於品嚐之際共同建構陳年風味的價值與喝老茶的文化;我們從小於「高椅垂足坐」的文化環境長大,更於一個全球化的環境適應45公分高的椅子及75公分高的桌子,一旦遇到高5公分的老家具,就覺得「不舒服」;禪坐的意義背後是一個和現代生物醫學非常不同的身體認知,我們經由體驗想像一個氣的身體與氣的文化,並以此瞭解宗教實踐與一些傳統醫學的知識。
不過我們可以說,這三個經歷是「身體遇見文化」嗎?

當身體遇見文化?

「身體遇見文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假議題」,因為身體與文化原本就相互交融,把身體與文化分別為兩個互不隸屬的範疇,以討論兩者的相遇/互動,的確可說是一個假議題。我們出生就在文化環境中成長,吃、穿、住、學習,這些與身體密切相關的面向都是文化的一環;也就是,身體乃是於文化裡養成,我們也經由身體與環境的互動而認識周遭環境,文化早已內化。如此,一個比較適當的說法是「身體中有文化,而文化中又有身體」,這也是這場演講以「文化中的身體、身體中的文化」為題的原因。

[2] 一個較明確(或較能避免明顯身心二元)的說法應是:概念與體驗「互相建構」。

「身體versus文化」也讓我們想到哲學身心(body and mind)的議題。「身心如何不二元」的課題長期挑戰我們論述的能力,而就因為多數的語言都有「身」及「心」的分野,兩者的區分使得我們難有適當的語言論述何謂身心一元的狀態。為了論及兩者交融的關係,學者常用「身心互動」一詞,但若深究,身心互動其實就是二元論的展現(到底,兩者必須分別為兩個範疇,我們才能談它們之間的互動),和「身體遇見文化」的課題類似。這個困境也讓人類學於1980年代重新關注身體的議題時,面對許多論述上的困難。
首先,許多論文都以現象學艱深的專有名詞與概念來論說身、心。這些研究分別提出‘embodiment’(Csordas 1990)、 ‘embodied thought’(Rosaldo 1990)、‘mindful body’(Lock and Scheper-Hughes 1987)、‘bodyful mind’(Ots 1991)等概念,來說明「過去常被歸納屬心智之文化,其實與身體有密切的關係,且身體常扮演主體性的角色」;也就是,身為有經驗能力的主體,而文化乃根基於身體的建構。
在這個所謂之「身體的轉向」(the body turn)階段,人類學家之所以需要涉入冗長且艱深的哲學思辯,乃因過去多從「與身無關」(disembodied)的角度定義文化。認知及象徵人類學,或1970年代著名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 帶動之「文本的轉向」(the text turn),都單純地從「心性論」及文本分析進行社會、文化及歷史的研究。如何把現象學embodiment的概念引進人類學讓80年代的人類學家耗費不少精力,當時最具代表性的Csordas(1990) 或Jackson(1983)的著作就是明顯的例子。此階段可說是一個認識論的掙扎期,如何將現象學的觀點帶入人類學似乎是一個龐大且艱難的問題;不過大部分的人類學家也逐漸接受必須把身體帶回理論建構之中,embodiment也有若政治正確般地,成為人類學的基本概念。
或許因為感官毋庸置疑,就是屬於身體的範疇,感官人類學於1990年代中成為新的研究風潮時,即「跳過」身心的哲學思辯;相對地,「感官的轉向」主要的論點乃在於強調「感官不只是生理,同時也是文化、社會與歷史研究的範疇」;也就是,感官研究不只是生物醫學,且是人文研究的議題。感官的轉向於1990年代中興起後,帶起感官研究的旋風,至今仍頗具活力。
不過筆者從開始就揚棄感官的研究取向,而採用「身體感」的概念。我有兩個想法:(1)感官經驗的研究需要建立在「人如何感知」的基礎上,感官人類學忽略了認知及腦神經科學的發現,因而也出現明顯之理論上的瑕疵;(2)身體感的概念較感官人類學更能夠提供一個思考文化的觀點,更具有從身體主題性重新定義文化的潛力。

所以,人如何感知?什麼是身體感?

我不是認知、腦神經科學或感官生理的專家,只能彙整相關發現,雖然科學家於「人如何感知?、「經由多少管道獲得感知的訊息?」或「如何整合並處理感官接受的訊息?」等課題,仍持續有新的發現,不過相關研究已經足以指出:(1)將感知分為五個個別感官進行研究可能有相當的問題,傳統五官的分類並無法包括所有感知的管道,例如感受內在的管道,如痛、渴、餓、平衡、體溫等,即不包括在五官之中,前述具文化特色之「身體之氣」更超越目前科學定義的感官;(2)感官(無論如何分類)的訊息形成個人感知之前,訊息之間即於傳遞的過程中開始互動、整合,也就是說,人們感知的方式並非個別處理各感官接受的訊息,感知的獲得是整合多重感官的結果,且受到個人過去所學、記憶或當時關注的焦點等影響。換句話說,把視覺、味覺、嗅覺……等分開來研究不符合感官生理學的發現,我們需要瞭解跨感官(或多重感官)的訊息如何整合,形成我們的感知;(3)項目化(categorization)於這個訊息整合的過程可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是形成我們認知的關鍵;我們彙整、分類並項目化接受的訊息,以make sense 感官訊息,並做出適當的回應。項目化感官訊息和我們的日常生活與生存有密切關係,如果我們無法分辨新鮮與腐敗的味道,我們可能常會吃錯東西,甚至導致死亡。感官人類學以個別感官作為研究的單位可能有問題。
這三個「人如何感知」的知識乃是我決定發展「身體感」(感知的項目,或categories of embodied experience),而非感官研究的原因。前述三個例子,「陳年的風味」、「坐的舒適感」及「氣的感受」都是我所謂的身體感,它們都涉及多重感官,並形成感知的項目,被賦予名稱,每個人感受的技巧、內容與程度或有差異,但可經由名稱、隱喻(metaphor)溝通、共享,因而亦呈現團體(collective)的面向;這些日常生活所需的身體感項目──如上下、高低、明亮、陰暗、香臭、腐敗、新鮮、舒適、虛、補等──也提供了我們make sense of 內在與外在世界的方式。
它們並非「與生具有」(inborn),而是文化環境中學習而得,個人因為機緣,學習所得不見得完全相同,常出現個人的差異;不過也因為同一文化中每個人生長的文化環境有極高的相似度(如類似的飲食、教育環境、服裝、科技等),因而習得的感知體系,也有相當高的交集。相對地,生活於不同社會、文化及時代的人們,所具有之感知的體系與因而發展而得之感知的能力,即可能有較大的差異,因而我們也可說,身體感深具文化及歷史的特色;如此,任一身體感項目都不見得是普世的(universal),於不同時代、文化或社會都出現。「氣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氣(無論它被如何稱呼)可能是一個普世存有的生理現象,但氣的感受可能因文化、時代而有巨大差異;英文的energetic顯示類似氣的感受曾經受到重視,不過西方醫學很早就放棄「身體的能量」作為發展醫學知識的方向。對中國傳統醫學與文化來說,「能量」也只是氣眾多面向之一,尚有眾多面向值得研究──如氣所攜帶的訊息(就如「氣質」、「霸氣」、「氣勢」,乃至「病氣」等詞所示)。換句話說,上述這三個例子都可以「文化中的身體感,身體感中的文化」來描述。
也因此,一個身體感項目的出現及演變(或說,它的社會生命史)及其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即是有趣的研究課題。以前述「陳年的風味」為例,茶「越陳越香」的說法出現在現代,普洱茶因各種原因在香港多年存放而成為老茶,但香港沒有品茶的風氣,反而因為台灣茶界成功地教育消費者陳年的風味值得欣賞/品嚐之處,建立品飲老普洱茶的方式與價值觀,因而於1990年代出現「產於雲南,藏於香港,興起於台灣,影響全中國」的現象。陳年風味(這個身體感項目)出現後,為社會持續建構,一方面造就陳年普洱茶的風潮,另一方面,對普洱茶及其他被認為值得陳放的茶類(如福建的白茶或台灣的凍頂茶)亦造成全面性的影響;陳年(或說陳放的「將來性」)不只成為價值的標準,更賦予茶商全新的商業操作方式,使得茶超越「會質變」或「放久會壞掉」的階段,而演變成以年代標示價值,使之成為可以如股票或期貨般交易的商品。
史學家告訴我們,於中國社會,「高椅垂足坐」應是出現於唐代,且和佛教東傳有密切關係(柯嘉豪 1998)。中國何時出現「高椅」坐並不清楚,古畫中可見,除了各式讓我們正襟危坐的高椅外,也可見可舒服地靠坐的躺椅;現存的明清家具多是高桌高椅,山西、陝西的桌椅甚且比江南、南方及台灣家具高個2至5公分。高椅和體型似未正相關,Galen Cranz The Chair: Rethinking Culture, Body, and Design(1998)一書則告訴我們,人體力學於「如何方是一張舒適的椅子」並無定論,現代可以多方調整的辦公椅及跪坐的電腦椅就帶領我們以非常不同的方式體驗座椅,前者強調各關節處都有支撐,座椅隨個人體型調整;後者強調靠背坐常讓頸椎承受壓力而導致酸痛,跪坐讓則脊椎挺直,重量由上向下自然支撐,因而擺脫靠背椅的問題。最麻煩的是時間面向的加入,一張好坐的椅子坐久了,就又不舒服了。
「坐姿的舒適感」雖然充斥著不確定性(或難以捉摸性),不過一個具全球性的標準(45公分椅、75公分桌)到底如何出現,又如何成為全球飲食、辦公家具的標準?則是一個令人好奇但尚無答案的問題。史學家John E. Crowley (2001)主張,直到18世紀,身體的舒適方受到西方社會關注(就如書名The Invention of Comfort: Sensibilities and Design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Early America所示),例如當時家具及建築的設計常以象徵意涵(如上流社會的地位及品味)而非身體的舒適為主要考量。他強調舒適成為重要的價值,與現代的意涵有密切的關係;這個論點也說明著今天我們理所當然地認定舒適與否應該作為最重要、實際的設計觀點之想法,背後其實經歷複雜的歷史;坐具如何在這個複雜的歷史中衍生出大家很少意識到的全球標準,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此亦是筆者在一篇討論普洱茶全球化的論文中提出的論點:探究全球化除了Arjun Appadurai在他的書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1996)所探討的5個面向—ethnoscapes, mediascapes, technoscapes, financescapes, and videoscapes 之全球性地快速流動之外,我們可能也要關注sensescapes (或說身體感的生活世界)的流動之原因(Yu 2016)。
茶葉的風味或座椅的舒適感只涉及較特定(specific)的面向,相對地,氣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則是一個深入所有文化範疇(all-encompassing) 的項目。

[3] 同樣以茶為例,筆者也研究台灣茶葉「高山清香」風味的歷史及此風味的出現對台灣茶產業及高山環境的影響(請看 余舜德2018;Yu 2019)。

我們可以從氣的詞彙、中國哲理性的思考方式、與身體、醫學、風水等實踐,尋得氣的眾多意涵與因而建立之複雜的知識體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們可能沒法另外找到一個牽涉如此廣泛,能和眾多社會文化的層面有密切關連的概念,此文化概念應該是根基於身體(氣感),但又似乎形成自成體系的哲思及象徵體系。

之所以以「似乎」來說明,也在於到底什麼是氣尚難有科學的定義。如果氣是「身體的狀態」(血氣、精氣),具有質性(如濁氣、正氣、邪氣)與力道強弱,能夠被感受,習得技巧者尚能自由收放。於身體之氣的基礎上,中國傳統社會也建構出氣的醫學,形成一套與西方醫學非常不同的知識體系;根據這套體系,氣同時也會能夠超越身體的界線,一個人有才氣、霸氣、王氣,生悶氣,顯得心平氣和或心浮氣躁,並非只因身體的語言,而更是因為他/她發散的氣質,能夠為他人感受,溝通,而影響人際關係(臭氣相投、人氣)的建立,因而影響社會的動向(風氣);經過適當地學習,身體之氣尚能受意志控制,可傷害或醫治他人。氣有個人(如氣質)及團體的面向 (如「社會風氣」、「民氣」),更和空間(風水陰陽五行之氣)及自然之氣(雲氣、平旦之氣、天地之氣、空氣)有關。不過這些「氣」是否是同一種氣,也因為氣尚難有科學性的定義,而難以回答。同樣地,氣感是否侷限於個人身體內在之氣,抑或也包括他人氣質(如霸氣)、飲食(如茶氣)或金石(如水晶)之氣及空間氣場(如風水)的感受,若是,它們是否是同樣的氣感,又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氣感的確是一個較為複雜且特殊的例子,不只是因為它牽涉非常多的面向,且因現代西方知識體系尚未能夠提供一個(所謂)科學的觀點;不過氣感也最是「文化中的身體、身體中的文化」最好的例子,它立基於一個和現代生物醫學非常不同的身體,也從而發展出一套非常不同的醫學;即便這套傳統已經歷經多方挑戰與研究,傳統醫學也進入台灣的醫學院及醫療體系,氣的感受與文化依舊只能在各種質疑與神話化中存在。氣的感受似乎也不是與生具有的,而是經由學習而得,且此學習的過程可以牽涉到各種不同修練與宗教傳統。也是對這套氣與修練文化的認識,讓我們觀看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或其他武俠片、小說)時,不奇怪楊紫瓊與章子怡為何能夠「飛來飛去」,周潤發挨了毒針之後為何以氣護身,抵擋毒氣深入臟腑。而也是這套身體之氣的文化,讓普洱茶「用身體喝茶」的說法廣被接受,並造就它(超乎常理)的價值。

為何研究身體感?

筆者認為,身體感的概念開發出一些新的研究:
首先,身體感即是值得探究的題目,上述陳年的味道、舒適感及氣感,筆者另外研究之「高山茶的清香」(余2018;Yu 2019)、雲南藏族居家生活的身體感(如「方便感」、「潔淨感」)(余2011)、高麗菜的「甘甜」與「脆」(Yu 2022)、台茶的「台灣味」(2022)等,或團隊成員探討之米的「Q」(Chen 2022)、或宗教的「神聖感」(王鏡玲與蔡怡佳2015)、飲食之「清味」(陳2008)、腐物與「骯髒感」(李2008)、及城市居家環境的「舒適感」及「潔淨感」(郭2008)等都是過去較少受到注意但值得研究的新題目。這些研究一方面也讓我們從身體感的角度重新檢視物質文化研究,重新思考人與物的關係及物性等課題(請看余2008)。
再者,身體感的概念也容許我們重新思考過去的研究,開發新的研究方向。例如過去「沐浴的歷史」(殷偉、任玫2003)、「浴室的歷史」(Kramer 2001)、「洗衣機的歷史」(Shove 2003)或「廚房的歷史」(Freeman 2004)等研究,從慣習(沐浴)、城市衛生政策(公共澡堂的成立)、科技的發展(洗衣機、空調)與衛生觀念(現代廚房的出現)來討論歷史變遷時,是否亦有過去不曾注意之「潔淨感」、「舒適感」或「方便感」的歷史存在於史料中,且從身體感之歷史縱軸切入,較之先前從身體觀、科技或城市衛生政策入手,更能夠呈現豐富之日常生活的歷史?團隊成員蔡璧名以莊子研究為例,從身體感研究的角度開啟了一個檢視修鍊與文化學習的新途徑,有別於過去國學主要從心性論研究莊子哲學的研究取向(2008)。丁亮的研究則告訴我們,身體感乃深植於中國古代的創字過程,並開啟研究古文字的一個新途徑(2008)。
最後,對以發展文化理論為職志的人類學家來說,身體感的觀點容許我們重新定義「什麼是文化」。而如何從身體感的概念定義文化,就是我最近努力思考的課題,不過這個課題需要先討論9日「身體感營造」的課題後再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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